大连海事大校友回忆录 (第一卷)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学校成功举办了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三校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50周年庆祝活动，校友们从祖国四面八方甚至有的从国外赶来参加这一盛典，看到母校5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校友们感慨万千；回忆起当年在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同窗情、师生情、母校情更是溢于言表，为追忆过去、展望未来，同时为凝聚校友和师生员工们的爱国爱校热情，弘扬海事大学的优良传统，学校遂决定编辑出版“校友回忆录”。
本书收录的内容包括校友们的自传、小传，成才之路的真实记录，老校友对并校前后一段历史的回顾，对学校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领导的回忆，老校友对后来学子的殷殷期望等，桩桩件件事、字里行间中，体现出的是老校友对母校的无限热爱和良好祝愿。
校友，母校永远的牵挂；母校，校友力量的源泉。三校合并以来，已走过半个世纪的大连海事大学，成为了3余万学子魂牵梦绕的母校。检阅这些校友的辉煌业绩，在港航企事业大展宏图者有之，在教育界教书育人者有之，在政界飞黄腾达者有之，更可贵者，有一大批校友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他们看似平凡,实则伟大。
当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校友回忆录”，发出约稿函、登出征稿启事后，很快便得到了广大校友的积极响应，有的老校友看到征稿启事后，远隔重洋和我们取得了联系、邮来稿件；更有的老校友接到约稿函后，带病撰稿，由于年代久远，有些事件细节问题有些模糊，老校友们就四处挖掘资料、查档案、给老朋友打电话等等。正是得益于老校友的大力支持，一件件感人的故事被重新拾起，一桩桩大连海事大学“珍贵史料”得以挽救，大连海事大学的优良传统得以薪火相传；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可以说，“校友回忆录”是校友对母校情感的延续、对同学友谊的眷恋、对学校发展的见证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是感情的纽带，更是力量的凝聚。
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大连海事大学能够继往开来，为国家的航运事业输送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为共和国的大厦浇铸出更加坚实的顶梁柱，让我们共同祝愿她今后蒸蒸日上，越办越好，早日实现“建设世界第一流的高等航海学府”的奋斗目标。
大连海事大学校友总会会长 吴兆麟
走过凌水桥
在你成为大连海事大学学子的第一天，就要走过这座桥；当你告别母校去大海一展云帆，也要经过这座桥。因为有了这座桥，就有了许多关于海的志向，海的故事；也因为有了这座桥，大连海事大学就有了一个响亮的注册地址，一个由海神宙斯赠给这所高等航海学府的LOGO：凌水桥。
凌水桥，就像上苍点化出的一尊石雕，镇守在海事大学校门前；镇守着黄海臂湾里的一片书声，一轮旭日，一脉风水；镇守着由历史和大海结晶出来的一座航海科技教育宝库；镇守着纹在海事大学千千万万校友和学子心灵上的蓝色图腾。
桥的一端对着校园，另一端连着大海；一端是知识的海洋，一端是实践的海洋；一端是书声，一端是涛声。
桥这端的书声，应着那端的涛声，便多了许多激越，许多豪放。循着浸润了盐分的书声，走过凌水桥，走进校门，不禁让人想起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名句。然而，这里的“窗含千秋雪”，含的是整整一个黄海、一个渤海、一个太平洋的层层雪浪，一道“西岭”岂能相比；这里的“门泊万里船”，泊的是中远、中海、环球、长荣、东方海外这些共和国船队、华人船队乃至全世界的船队，一个“东吴”怎堪匹敌！
桥那端的涛声，应着这端的书声，遂添了几分灵性，几分深邃。循着这沾染了文气的涛声，走出校门，走过凌水桥，却似乎走过了一段漫漫的历史长廊，徐福、郑和、哥伦布、麦哲伦一队先人探索大海的航路是它的引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拱向苍穹的圆形屋顶是它的桥头堡；听到这带着文气的涛声，不仅感受到大自然的回响，更感受到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崛起振兴的声声呼唤，感受到一个知识经济时代拍打出的阵阵潮音。
这端的书声，是那端涛声的价值体现；那端的涛声，是这端书声的最终归宿。一座凌水桥，就这样将书声与涛声、历史与现代机缘相遇，秋波互接，让它们一传一递、一起一伏、一平一仄、一唱一和地对歌，然后再把它们融汇起来，共鸣成一曲响遏行云、气贯长虹的航海交响乐。
许多年前，学校建起了新校门，于是又增添了一条通向凌水桥的新路。这一新一旧两条小路，就像挂在“航海家摇篮”上的两根吊绳，另外一端都在凌水桥上打了个心结，再哼着由潮汐纺出来、抽出来的一丝咸味的、清新的歌谣，摇啊摇，摇啊摇，摇熟了一篮秋色，摇满了一篮希冀，摇沸了一篮大海。记得原大连市市长薄熙来说，他作为海滨城市的市长一直为大连市的两所高校而骄傲，一所是大连水面舰艇学院，另一所就是被喻为“航海家摇篮”的大连海事大学，因为她和“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大连市一样，虽不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但却是全国最具海洋特色且在特色中不断追求最佳、最好的高等学府。
于是，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走进校门又走出校门。从凌水桥走进校门的脚步，还是蹒跚的脚步，是携着梦、带着歌的踏青的脚步；而从校门走出凌水桥的脚步，则是青铜铸就般坚定刚毅的脚步，是卷着长风、掀起巨浪的脚步，是把蓝色酿成壮行酒、把蓝色打进背包、把蓝色铸成雄才伟业的脚步。
哦，凌水桥!
无憾无悔的生命之歌
——航海生涯往事散记
钱永昌
我一生引以为荣的是：我是大连海运学院的首届毕业生。
同时，我还是1950年入学的“吴淞商船”的最后一届学生，因此，我也成为新中国名副其实的“承前启后”的一代学生。
时光飞逝，似流水、似流星，倏忽间我已两鬓霜白，年届七旬。回顾70年的人生路程，最使我值得骄傲、引以为幸的是在黛绿年华的中学时代，我就选择了“航海”作为我终身追求的事业。而更值得庆幸的是，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实现了成为一名远洋船长的“抱负”——一个青年的抱负。
因为我有志于航海事业，憧憬航海生涯，因此，每当我回顾一生，虽历经沧桑，但总是具有无憾无悔的满足感。
青年人向往航海生活，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航海”是豪迈的事业，是浪漫的事业，是绚丽多彩的事业，更是勇敢者的事业。
经过20余年的航海生活，经历了各种磨练，才真正从切身的感受中领悟到它的豪迈、浪漫与多彩的真实含义。
当我初次出海实习时，充满了小资情调的激动：蓝头巾在送别的岸边轻轻飘扬，蔚蓝色的海洋碧波荡漾，喷薄而出的旭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因此，当我得知将于拂晓时分驶出长江口入海，就早早起床兴冲冲登上驾驶台，以观日出美景。但刚出长江口，迎来的却是大海的浪涌；曙光初现，太阳尚未从地平线升起，我却因初次出海晕浪呕吐，难以支撑而下了驾驶台——“太阳尚未升起，我已下了驾驶台。”这是大海给我的航海生涯上的第一堂课。使我意识到，在豪迈、浪漫、多彩的诱惑后面，是航海生活的艰难。美好的理想，远大的抱负，绝不是诗情画意的奢望。只有坚定信念、百折不挠、不畏艰险，才能驶达理想的彼岸。
航海，使你的生命每天都充满挑战，而不是处在周而复始的平淡中。
置身茫茫大海，一望无际、海天一线，使你心旷神怡，心胸备感宽阔，似乎一切烦恼与忧愁都能承纳，平静对待。
置身茫茫大海，深感大海之浩瀚，巨轮犹如沧海中扁舟之一叶，个人犹如海水一滴之渺小。
置身茫茫大海，晴空夜晚，仰视苍穹，繁星闪烁，凝视中，斗转星移，更领悟到万物都有它自然的规律。置身茫茫大海，日复一日，夜以继日的航行，面对时而温柔、时而狂暴的海洋，能引起你遐想联翩及对人生的更多更深的思索。航海生涯中，必须能随时应变惊涛骇浪、狂风呼啸、险象环生……当一个船长在风浪过后化险为夷时，将感受到通过坚毅果断、指挥若定带来的自信与满足。
航海生涯中，也不时会遭遇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袭击。全神贯注，敏锐戒备，但也难免会出现浓雾迷蒙中与对遇船擦肩而过的险情……当浓雾消散，海面豁然开朗，面对大海，作为船长将感受到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惊魂过后的平静和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航海生涯中，会遇到穿越暗礁与险滩密布、海流湍急的海峡，错一个指挥口令将酿大祸的航行。屏住气息，全神贯注，凭借经验对照海图，在不允许有任何闪失下操纵前进。当经过聚精会神，冷静果断的操纵，安全驶出海峡时，一个船长会领受一次探险者的感觉。
航海生涯中，即使在港内，对船长而言也会有紧张的时刻，那就是船舶操纵。特别是当你在强风急流中借助风流合力，对车舵锚缆胸有成竹、紧张有序地下达一个个操纵口令，形成协调和谐的动作，将庞然巨轮精确利索地轻轻贴上码头，完成一次高难度的成功靠泊，一个船长会感受到自己像一个乐队指挥在完美完成一曲乐章演奏后的那种精神享受，并能体会到船舶操纵是技术，也是艺术。
“航海”是一本博大的地理百科全书，更是一部浩瀚的历史长卷。航海旅程中，你会亲眼目睹异国风情、名山大川，你亲眼目睹的世界历史遗迹，会把你带入对历史的回顾与追忆之中。
当你在印度洋航行时，你会感受到15世纪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几下西洋的辉煌与壮烈；
当你在英吉利海峡航经法国北部的诺曼底沿岸时，你能想像想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5万盟军跨过海峡的诺曼底登陆，与法西斯展开决战时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景象。
当你沿非洲西岸大西洋南下航行时，遥望当年流放拿破仑的厄尔巴小岛，孤影屹立在大洋之中，你会联想起不可一世的英雄在孤岛上度过的余生又是何等的无奈……
当你在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沿岸航行时，似乎能听到19世纪初英国与西班牙为争夺海上霸权而进行海上激战的隆隆炮声……
不胜枚举的历史遗迹和历史往事会出现在你的航程中，世界容貌也会被无声无息地揽入你的怀抱。
当你在经历多年的航海生活后，全世界地理的轮廓、岸形的特征、山脉的起伏、海洋的深浅、暗礁险滩、海峡运河、都市风貌等等都会深深地印在心中。只有航海者才能具有这种“胸怀全球”的襟怀。
航海生活中，你能“周游”列国，接触与了解世界上不同肤色的民族，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和他们性格的典型特征：英国人的翩翩君子风度和矜持，日耳曼民族的严谨与刻板，大和民族谦恭的外表下隐藏的精明与狡猾……
经过细细品味，你能从毗邻地区民族的肤色、毛发、语言发音中觉察到它的相似之处和人种的变化痕迹；也能发现各民族不同的音乐格调，在毗连地区的民族间渐变的轨迹；甚至你会发现南非好望角海面的海鸥是黑色的，随着纬度的北移至中非地带渐变成黑白两色，而一过非洲与欧洲分界线的直布罗陀海峡，海鸥突然呈一身白色的奇妙生态现象。
航海生活中，你能领略到一个个伟大民族的历史古迹及其辉煌的艺术成就：
海湾地区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的奇迹；苏伊士运河旁的古埃及金字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雕塑绘画艺术；分隔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口伊斯坦布尔宏伟的清真寺；水城威尼斯的婉转悠扬；至今仍矗立在亚历山大港历史上最古老的灯塔；18世纪后期英国将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悉尼登陆点的遗址……
航海生活之后，当你再回过头去阅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时，会有更多的感性认识，并会对历史产生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作为一名中国海员，你能从船队的发展壮大中，从进出口船载商品的变化中，从与各国人民的交往中，切身感受到祖国的日益强盛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而备感骄傲。
航海者需要有意志坚毅、胆大谨慎、处事果断、反应敏捷、不畏艰险、坚忍不拔、勇敢坚定及豁达乐观的性格与精神。这种性格与精神只有在长年航海生涯的实践中，在风浪的洗礼中才能得到磨练与塑造。
20多年海上生活的经历，使我真正领略到航海是豪迈、浪漫、绚丽多彩的勇敢者的事业的真谛，也使我真正领略到航海对人生价值的提炼与升华。
航海事业是富有意义的，航海生活使我的人生更充实。航海是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曲，也是一首无憾无悔的生命之歌。
饮水思源，50年后回忆往事，更觉情深意长，而自己成长的源泉，来自哺育我成长的摇篮——亲爱的母校，来自我心灵的故乡——大连海事大学。
适逢并校五十周年之际，撰稿匆匆，谨以上述片言只语的杂感，奉献给未来的航海者！
钱永昌:1950年考入上海航务学院，1953年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船长;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
时刻准备着做祖国航运事业的接班人
大连海事大学校友回忆录(第一卷)
时刻准备着做祖国航运事业的接班人
——钱永昌部长1990年为全院师生所做的专题报告
(根据钱永昌部长口述录音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同学们、各位老师、各位教职员工同志们：
我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多年来我总想找机会和同学们谈谈心。这次来了以后，参加了同学们的许多活动，有很多感受。刚才史业校同志要我给同志们做报告，我想我以一个校友的身份和同志们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恐怕更好一些。
我离开学校已经有37年，毛主席诗词中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离这个38年就差一年了。我对母校有深厚的感情。特别是这次一进校门，就感受到充满着“航海家摇篮”的气氛，一看到同学们，我就回想起当年和你们一样在学校的生活和情形。你们现在的制服比我们那时的漂亮，那时我们也穿制服，在大连的马路上走起来感到很自豪。我参加了你们的升旗仪式，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在校阅式上，同学们步伐整齐，英姿焕发，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空气，看了感到很自豪。我们还参加了晚会，年轻人洋溢的朝气，使我感到自己也年轻了很多。我希望能有机会多和大家在一起，能更年轻一点。现在好像在青年人中有一句流行话叫“跟着感觉走”，我这里想套用一句话叫“跟着感情走”。我想我不跟着感觉走，而跟着同学们的感情走。来了以后，我和同学们进行了座谈，也跟老师、职工同志进行了座谈，大家的发言都很好。我们学校的同学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积极努力学习，有一种很浓厚的学习空气，还有很好的思想作风，我们听了很高兴。比如上次磨盘山起火，同学们在5分钟以内就集合了600人的队伍，为抢救国家财产，奋不顾身地灭火。凌风远航队跑步前进，赶赴火灾现场，显示了我们海运学院同学们的精神面貌。队伍中间有一位韩江同学，还在休假期间，路过失火的现场时，看到了一个孩子被火困在六楼，他奋不顾身地冲入大火，跑上六楼把这个八九岁的孩子抢救出来，自己的眉毛、头发都烧着了。这种动人的事情很多：同学之间，一个人有困难，大家互相帮助；在马路上拾金不昧，看到有困难的人就进行帮助；最近又组织参加了义务劳动。这些都表明了同学们关心集体、关心社会、学习雷锋的精神。这些精神面貌都是很好的，我们听后感到很自豪。同学们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充满理想，学校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空气。我这次来到学校，短短的两三天，了解不算多，但是仍有一个很好的印象，感受到我们航运事业未来的一代，是非常有希望的。
今天要和同学们讲的分两个部分：一是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当前的形势，主要是交通战线的形势，集中讲我们海运事业的形势；二是谈谈对同学们的希望和要求，也谈谈我自己的一些体会，题目是：时刻准备着，做祖国航运事业的接班人。
第一部分：向同学们介绍一下交通战线的形势
我们交通战线和全国的形势一样，是很好的。特别是改革十年以来，有着非常大的发展。在和同学们座谈时，大家都很关心我们海运事业的发展、交通事业的发展。这个事业的发展和我们自己今后怎样更好献身、报效祖国有很大关系，所以大家很关心，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祖国的前途、交通事业的发展和每个同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解放40年来，各条战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座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在解放以后，甚至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你们可能对过去了解得少点，对过去的了解都是在报纸上或介绍中听到的，不像我们这一代有亲身的感受。国家的变化，整个的建设，以及我们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举世瞩目的，特别是改革，很多国家进行改革，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但是，都认为我们中国的10年改革，道路是成功的，成绩是巨大的，和10年以前对比确实有很大的变化。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这10年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世界上有个说法：21世纪可能是远东的世纪，中国就要崛起。当然，我们自己也很明白，前面还有很多困难，还有很多艰苦的任务，但是我们有信心，只要改革的路线、方针正确，国家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形势稳定，稳步发展，我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党中央和国务院很重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和建设，党的十二大就提出，要把交通运输事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不但是重点，而且是“战略重点”。因为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要发展经济，根据世界上的成功经验，以及我们自己的总结和体会，必须是交通先行。因此，我们感到责任重大。我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相对讲还是比较落后的，不要说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就是和国内的其他行业比，交通也有很大差距，所以党中央和国务院把交通运输的发展作为战略重点。十二大以后，采取了很多政策来扶持交通事业的发展。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又提出要发展以综合运输体系为主轴的交通业。十三大以后，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结构，采取对交通的倾斜，所以我们这几年确实感到中央对交通事业的重视。部党组积极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认为，在发展交通的过程中，应该把交通教育事业的建设，放在优先的位置，只有把培养交通人才的事做好了，我们的交通事业才可能更快地发展。因此这几年我们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对学校的基本建设、教学仪器设备，以及同学们的生活条件，我们还是想尽力多创造些条件，尽力地改善。同学们在座谈会上讲，计算机太少，上机的课时少，学校有些设备比较旧，实习的条件还不够，等等。这次虽然找了20个同学座谈，但是我想这20个同学的愿望代表了大多数同学的心声，我们将给以很好的重视，不断地改善。当然，同学们也要了解，国家财政还很困难，你们也要体谅国家的困难。这些是合理的要求，但是解决问题暂时有困难，同学们要理解，体谅国家困难的同时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
交通业有铁路、民航、公路、水运,交通部主要管水运和公路。我们的公路发展很快，解放初期全国只有8万公里的公路，5万辆汽车，到去年年底，已突破了100万公里，全国有500多万辆汽车，公路运输量在全国各种运输方式中占了70%多。特别是近几年，开始了高等级公路的建设，从你们大连到沈阳，建设了我们中国第一条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的高速公路，全长375公里。这条公路在今年9月份将要全线通车。过去从大连到沈阳需7个小时，坐汽车的话可能得十几个小时，通车后4个小时就可以到沈阳。我们希望在这条公路上能够配备好一点的新型客车，客车上装电视机，放录像，提供点桔子水，4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现在从北京到天津到塘沽、新港也在建高速公路，今年9月份亚运会以前要从北京建到天津。全国各地，广州到深圳、青岛到济南、成都到重庆，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在大规模地搞公路建设。全国公路正在逐步改变过去的旧面貌，过几年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
大家比较关心我们中国的海运。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过来的，解放以前，我们国家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比如在上海，中间是英国人的租界，南边是法国人的租界，北边是日本人的租界。你要过日本人的桥，到日本人地区，日本兵站岗，你还得向他鞠躬。我们海港没有自己的管理权，没有自己的海关，大门是英国人把的，关税是由英国人收的。大家都知道，到一个港口要有引航员，引航代表了国家的一种主权。任何外国船要进到中国来，不能自己畅通无阻地进入我们的大门，必须要由我们国家的引航员来引航。解放前，各个港口的引航员，都是由外国人担任着，比如上海港的引航员是英国人，大连港的引航员是日本人，青岛港的引航员是英国人和德国人。我们国家当时受人宰割，中国人不能当引航员。我记得我上学时，有一位老前辈，叫金月石，他是第一个当了上海港引航员的中国人，那是经过了很多斗争，以及他本人有一颗爱国的心，加上有非常精湛的技术，才能跻身于引航员的行列，就这么一位，后来当过当时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教务长，很受国人的尊敬。解放前，我们没有自己的船队，当时只有17条船，700名从外船员，其他都是外国人的船。在我们国家港口，可以说没有船挂中国国旗，都是外国旗。解放初期，沿海受国民党军舰的骚扰，美国的第七舰队封锁我们的沿海，封锁台湾海峡。我国当时船舶很少，南北不能通航。由于台湾海峡航行受阻，南北间航行，只能是小吨位船舶，沿着海湾里的岛屿绕着走。
解放以后，我们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船队。经过这40年的建设，全国拥有的船队，沿海、内河有3500万吨左右，从17条船和内河的几百条船，现在已经发展到3500万吨的运力。远洋运输船舶，将近2000万吨，远洋和沿海加起来是二千二三百万吨海船，其中一部分是专门从事沿海运输的，投入国际航线的有1900万吨。不但有1900万吨的船队，而且结构比较齐全，有杂货船，有散装船，有油船。现在我们已发展了技术先进的滚装船和集装箱船，把杂货船逐步改造，逐步走向集装箱运输，这是世界运输方式的改革。我们的集装箱船队在10年前才开始发展，1979年我们第一条集装箱船还是买的一条旧船，是一条只有700个箱位的
小船。经过1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是一支拥有56条集装箱船舶的集装箱船队，有73000个箱位，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单位(比如远洋公司)来讲，居世界第四。沿海港口，已经建设了13个全集装箱的泊位。我国的远洋船队，活跃在全世界的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可以说走遍全球，是一支全球性的船队。我国的远洋船队，从吨位来讲，占世界的第八位。我认为实际上是第五、第六位，因为前面这七八个国家是有利比利亚、巴拿马、塞浦路斯，这些国家的船队都不是自己的船队，他们是方便旗国家，其他国家的船到他们那里注册，用他们的旗，他们注册付税，他们就用这个来增加一点外汇收入。如果前面去掉三位的话，我国就成了第五位、第六位了，前面是美国、日本、希腊、英国、挪威这些国家。本来在世界的船名录里面，根本看不到中国的船名，但就在这么短短的20余年，中国突飞猛进，进入了世界前十名，建成了一支在国际上不可忽视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而且外国人认为具有巨大潜力的这么一支船队。因为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潜力巨大，国际上看到中国迅猛发展，对我们都是刮目相看。50年代我们国家的港口，中国船很少，我们刚上船实习的时候，船上都有护航队，带了枪的，因为出海时有国民党的骚扰，有帝国主义军舰的骚扰。船又少，又破旧。当时我们也要发展外贸，那时靠什么，就靠租用外国船。所以50年代是租船的年代，一年要花好多亿美金来租船。租的大部分是希腊船，希腊人赚了我们很多租船费用。60年代是中国船队的初创时期，那时我们国家就开始进口一点船，自己也开始造船。远洋船队是在1961年4月份开始建立的，开始挂出我们远洋运输公司的牌子。60年代是初创，到了70年代就是起步，当时周总理号召要基本上改变租船的局面，开始积极发展自己的船队。70年代发展很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船员很缺，专业人才很缺，我们就自己训练船员。80年代是我们船队突起的阶段。突起就是更大的发展，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且我们向着先进技术、现代化船舶构成迈进，已经拥有很多全自动化的、遥控的、无人机舱的船舶，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国内造的。解放40年来，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经历了租船、初创、起步、突起这么几个阶段。
现在到了90年代，那将是同学们的年代了。同学们很关心毕业后怎么样。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或者刚毕业的时候，感到就这么几条船，而且是破船，这么多毕业生出来上哪里去。当时是很困难的，几个同学在一条船上实习，实习好几年，或者是实习考证以后，一时还不能分配工作，有的同学也感到彷徨，有些消极，觉得看不到前途。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的船队就大规模地建设起来。所以你们生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基础。80年代是突起，90年代要向着壮大的时期发展。具体讲，我们要在90年代建立一支技术先进、功能齐全、能立足于国际航运界的、庞大的、国际化的船队，走向国际航运市场，产生更大的影响，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不但要满足外贸运输的需要，而且要在国际市场上开展业务。一方面，打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也要具有国际的经营管理先进水平。要进入国际市场，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国际市场，你光会把船从甲地开到乙地，会测天，会定船位，会操纵，会保养机器，会进行良好的通信，这还不够，一定要有更广泛的国际业务知识。那天座谈时，有的同学说，国际海事专业的学生人家不大想要，但我认为你们将来是大有作为的，学校的每一个专业都是根据需要设置的，学校的专业培养要有超前的准备，所以将来都是大有可为的。
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支船队，发展到这样一个规模，人家刮目相看，确实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全世界都把我们这支船队看做是与他们竞争的一个对手、一个威胁。中国远洋运输公司，CHINA OCEAN SHIPPING COMPANY，简称COSCO，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也很响亮。但是发音不准也很讨厌，“苦是苦”啊，确实，远洋航行苦是苦啊。调皮的船员，说工资奖金发得太少，说我们COSCO的老板是“抠是抠”，但是我告诉同学们不抠的，奖金还是不少的，工资也是不低的。COSCO在国际上很有名，大家对它很器重。联合国下面有国际海事组织叫IMO(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每两年要开一次大会。我也带团出席过IMO年会，在这些国际会议场合，我们中国的代表团，人家是很注目的。我们虽然是海运代表团，但我们要像联合国的代表一样，有一种大国的样子。我们没有大国主义的傲气，但是要有大国的这种姿态。我们一般不轻易讲话，要讲就要讲那些使人家要竖着耳朵听的，要讲就要有份量。我们一讲话，人家都很注意，而且一般地说我们的发言都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或者说我们发的言，能引导大家，感觉我们是正确的，形成我们的意见。我也参加过海事会议，当时有些议题提出来，大家争议不休，最后大家都拿眼睛朝我们中国代表团位置上看，我们就稳坐钓鱼台，最后讲几句有份量的话，显示我们中国的威信、威望。去年国际海事组织召开大会，进行改选，理事共分三类：A类、B类、C类，我们国家是1973年进入海事组织的，进去以后人家就把我们推选为B类的理事国。这里A类是世界航运大国，B类是海上外贸运输量大的国家，C类是船队名次比较在前面的国家。当然，C类我们是不进的，当时考虑争取A类比较困难，很多航运大国在那里，我们当时还在发展，我们衡量自己，有自知之明，一进去就争取B类，就当选了。去年我们感到是应该进入A类的时候了，所以经党组研究分析决定竞选A类，当然也做了很多工作，竞选工作是很复杂的，在竞选会场上以及会后喝咖啡时间、酒会时间都是要做工作的，当然主要靠国家的威信，靠我们船队的强大。我们去年争取A类，一举成功。事情也凑巧，去年利比里亚对我国采取不友好的行动，跟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国家发表声明，严辞斥责它，而且跟它断绝了外交关系。正在这时我们在IMO开会竞选，就把它从8名A类理事国中挤出去了，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不但是我们进入了A类，而且在政治上对它是个很大的打击。在全世界的船队中，利比里亚的吨位数量排在第一，当然它没有自己的船，主要还是美国的船在利比里亚注册，挂利比里亚旗。在那次国际会议上就取得这么个胜利。现在很多世界上大的船东，都要和我们建立关系。1981年，我们代表团在国际海事组织会议上提出一条决议草案，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拥护，作出的决议叫500号决议，这个决议提出的是一个很大的原则问题，每次会议遇到问题，人家就拿出500号决议作为根据，而且在每届大会上，秘书长总要提到中国对500号决议的影响和作用。所以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我最近去希腊访问，希腊有很多的大船东，都是国际上有名的，对我们很重视，都找我们来会谈、会晤，有的还表示要和我们合作。国际上有一个“国际船级社协会”，这个组织现只有11个正式会员，都是英国、德国、荷兰这些大的海运国家。加入这个组织的条件是很严的，前年我们中国的船级社也加入了该协会。我们的一举一动，在国际上都很受注目，如果我们有一点信息透露出去，说要买船租船的话，国际市场的行情马上就会涨上去。90年代，按照部党组讨论的规划，现在正在向国家计委报，这1000万吨就等着同学们去完成它了。
也希望同学们知道，我们还有许多落后的方面，不是什么都好。我们的船，船龄很老。有小部分船很先进，例如世界上第三代的集装箱船。但大多数还是很落后的，船龄20多年的老船，破旧的船。至于说到内河，还有许多原始的落后的方面。我们国家差异很大，先进的很先进，落后的很落后。沿海有很先进的港口，大家知道秦皇岛港，装卸煤的吞吐能力一年能到7500万吨，是世界第一大煤港，而且全部自动化。一个装煤机，一小时可以装2000吨，所以那里的港口小船是不能靠的，都是靠10万吨的大船。秦皇岛、石臼港、北仑港都是新建的，黄埔港也是新建的，都是全自动化的。但是也有许多是落后的东西。我们的管理水平不高，效率、效益还不够理想。特别是船队船员的素质还不高，港口泊位不足，不能满足需要，经常是一条船在装卸，外面一条船在等泊位，甚至是两条船等泊位，说明泊位很紧张。我们的公路，现在正在建设高速公路，但是还有很多是很落后的，100万公里的公路有40%是等外公路，就是一般土路。现有的路，等级低，路面保养也不好，路面状况不好，所以有的人说这是到了“纽约”，上了“纽约”路，就是“扭腰”路，车一边走一边扭腰；又说到了“伦敦”，上了“伦敦”路，轮子一顿一顿颠簸地行走。这些都是俏皮话，说明我们还有许多差距，希望同学们了解国家好的一面，也了解落后的一面。我们国家还很穷，还有很多困难。我们确定要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来建设公路主骨架、水运主通道、港站主枢纽，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订了个规划，30年的规划，一是建设公路主骨架，简单讲要有2万公里由高速公路和专用公路组成的国道主干线，到那时就很好了；二是建设水运主通道，就是要发展沿海和“三江两河”航运，更好地利用水运，我国的水运还是有很多优势的；三是建设港站主枢纽，要建设很多大港，30年以后，我们要在沿海港口建设将近2000个泊位，其中深水泊位1200个。现在我们只有250多个深水泊位。将来大连的大窑湾、宁波的北仑、福建湄州湾、广东的大鹏湾都要成为深水大港。这都是远景规划，时间关系，不详细讲了。
总之，前景是很好的。国家组织制定远景规划，除了资金问题、物资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人才的培养问题。要完成这些任务，要建设这些项目，首先第一条是要重视和加强人才的培养。从航运事业来说，不但要有大量的驾驶人员、轮机人员、通信报务人员，同时还要培养大量的管理人才（航运管理、国际海事、海商法等）以及新技术开发应用的人才（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现在学校的专业设置，都是有长远眼光、长远打算的。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到这方面的人才缺乏。船上大约70%的人员没有经过学校专业培训，而是在工作岗位上锻炼成长的。我记得在1980年、1982年时统计，在驾驶人员、船长中从大学或中专出来的大约占27%，这几年可能好一点，增加一点。当然从实际工作岗位锻炼出来的这些同志也做得很好，他们很努力，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今后我们还要领先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管理人才。海事处理、金融、保险、理赔、国际航运动态分析，以及国际海洋法、海商法的研究，都需要专业人才。财会人才也很需要，怎么样把企业财务理好。另外，新技术如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自动化控制、遥控设备等等，这些都要用好它。现在我们船上有些设备很先进，自动化的设备却人动化管理，因为不会操纵。我记得，过去有许多自动化的、现代化的船来了以后，请我们海运学院的老师上船去帮助指点，因为越是自动化的东西越娇气，如果你按错一个按钮的话，整个程序一乱，那就很难再把它调整过来，按错以后就整个乱套了。所以这些人才都是很需要的。那天座谈，有的同学跟我讲，现在分配的时候没人要，我想不会没人要，如果我的话，我就要。不但要，还要大量的要，不重视经济管理的领导是一个缺乏现代化管理观念和目光短浅的领导。你们不仅不要发愁，而且要相信前景是非常光明、非常远大的。90年代及以后的海运发展要靠你们这一代。我们海运学院培养的都是将来国家发展急需的人才，也是我们海运事业的栋梁。这是第一部分，向同志们介绍一些形势。
第二部分：讲一讲对同学们的希望和要求
我想作为校友，作为多年从事航运事业的工作人员，或者说在你们面前作为长者，讲讲我的看法。同学们，大学的年代，是一生中非常值得珍惜的美好的年代，我们都经历过这个年代，回顾起来，总感到这段时间是美好的，值得珍惜，所以希望同学们要珍惜在大学学习的年代。你们的年龄都在18到20多岁，也是一生中最好的年代。黛绿年华、青春年华是最好的时光，这个年代，对你们来讲，是确立自己的人生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打下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的年代。从学业上讲和今后一生的事业来讲，这是打基础的年代。你们将来一辈子从事的航运事业，就靠现在来打基础。自己的品格或自己的修养，以及风度，都是在大学时代确定的。大学时代，在政治上、思想上、事业上、性格修养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希望同学们珍惜这段时间，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好好打个基础。你们现在正在成型阶段，自己要有理想，不能随波逐流。我怎么样度过人生?——在大学时代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同学们可能有不少人看过琼瑶的小说，琼瑶在一本书中写到台湾有一些青年人唱着这样一支歌：“活着为什么？为了要唱歌。活着为什么？为了迪斯科。活着为什么？为了要活着。”这是没有什么理想的表现。我们不是为了唱歌，为了迪斯科，也不是光为了活着而活着。我在这里送同学们一段话，有些同学可能看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记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段十分深刻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鼓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伟大理想，作为生活的动力，作为人生的价值观、人生的意义。我看到同学们为这段话鼓掌，感到很高兴，我相信同学们是有这样的理想的，这是很好的。一个人如果有了理想，有了伟大的目标，他的生活就有了意义，有了动力，就不会因为有时个人小小的愿望得不到满足而苦恼；也不会因为有时心胸狭窄，感到问题想不开而烦恼；也不会只考虑个人的前途而产生忧虑。因为当你把自己的一切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事业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对事业、对国家、对人民、对祖国兴旺发达的责任感、使命感，你就会有一种伟大的动力，这种动力会永远激励你去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奋斗。那么个人的一些小的问题就会置之度外，就会感到人生很有价值，很有意义，而且充满活力，时刻感到精神饱满。
我想同学们可以经常想到，祖国航运事业的发展在等待着你们，你们要把自己的力量放在发展祖国的海运事业上。下面我分几个方面，谈谈具体的希望和要求。（鼓掌）
我想谈6个方面：
第一条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二条要有坚实的基础知识；
第三条要有良好的或者高尚的道德情操；
第四条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第五条要有俭朴的工作和生活作风；
第六条要有特有的海员素质和意识。
现在先谈第一条：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你们有政治课，学校的老师也对你们讲了很多。我听说你们都学习了中央文件和江总书记的报告等等，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领会，这些方面就不多讲了。关于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从四个方面讲：
一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我想归根结底主要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第一要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要坚信党的领导；第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第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同学们都学过近代史，学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个道理。同学们应该首先了解我们的国情，了解国家的现状，才能更深刻地领悟为什么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任人宰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以后，国家才得到统一，才得到强大。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历史，有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的国家这么大，这么复杂，历史上就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了民国以后，实际上还是帝国主义在后面操纵，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直到1949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建立新中国，我们中国才真正统一。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么大的国家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而且还要倒退的。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坚强的能够驾驭全局的党的话，中国是会乱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怕中国乱。我遇到很多外国人，都这样讲。我最近到意大利、希腊刚回来，有个意大利朋友跟我讲，希望我们中国稳定，如果中国不稳定的话，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还会对整个亚洲产生影响；而如果亚洲不稳，就会给世界带来不稳定。这是最通俗的道理。我们在共产党的坚强的政治领导下，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尽管我们走了曲折的道路，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遭受了曲折，但是总的讲，40年的发展进步是很快的，我们建设了自己的经济体系，用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0%的人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世界上都赞誉我们。当然，我们现在要积极控制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不能像春节联欢晚会演的“超生游击队”那样，人口多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尽管农业有很大发展，但是我们农业人口还占80%。先进的国家，美国农业人口只占3%，它全是机械化。改革以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农村人口涌到城市，来了几千万，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困难。我到政府部门工作后，才逐步懂得治理国家之难，走一步要想好几步，动一发牵全身。我和一个市长聊天，这市长说不行，我很难当市长。我说是难当，父母官嘛。他说夏天没有西瓜吃，老百姓马上提意见，哇哇叫；今年西瓜丰收，马路上西瓜皮一大堆，来不及清理，群众又有意见，不清除也要成灾的，所以说很复杂。同学们现在还是学生，你了解的还是一个局部；就是我在政府部门，当个部长，经常参加开会，我了解的也还是局部。有的时候开会讨论，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出来那个问题。我们的发展速度过快，带来很多跟不上，那就是失调，要调整过来，调整的过程中间，又产生新的问题。怎么样才能很好地协调发展，中央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但是要一年一年地调整，不是一下子能转过弯来的。我们人口多，国家大。我经常到国外去，在从西德到法国，汽车一路开过去，没多少时间就到了。在阿尔巴尼亚，早晨吃完早饭开车，中午就到边境了。过了这个国家就是另一个国家，语言也不一样，国籍也不一样。我们这里辽宁省一过山海关，就到了河北省了，好像还是差不多。我们这个国家是大，十一亿人口，可以把世界上那些大国家，包括美国、苏联、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的人口加起来，十七个国家才抵我们一个国家的人口。但是我们的人口素质不高，你们在座的，都是高等学府的大学生，但是你要知道，在西部地区，很多人还是文盲，文化水平差异很大。现代化的大生产和传统手工业并存（例如我们有最先进的第三代集装箱船，但是还有手摇的小木船）；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并存；经济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并存；具有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和普遍科技水平低及文盲、半文盲并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非社会主义思想并存。现在这还是很严重的，我希望同学们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思想者，有理有据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授者。我到有些地方出差，庙里的香火很盛，年轻人在那里磕头拜佛，求签的还不少。我们的经济建设，应该制定一个稳步发展的方针。要发展经济，最主要的是我们社会要稳定，在稳定中发展我们的经济，把我们国家更快地建设好，更好地富强起来。社会不稳定的话，什么都不可能，什么都做不到，这一点同学们可以理解吧？我听院领导讲，我们学校还是很稳定的，同学们的思想认识是比较正确的。年轻人嘛，总不免有片面性，或者是有些错误的认识，这些也是客观存在的。去年在北京，我也找过有些学生，我说你上街游行，打出旗号要民主，要自由，我说你要什么民主，你哪些方面不自由，他也讲不出。民主和自由，都是有特定的条件的，不是抽象的东西。什么叫自由，从哲学上讲，掌握必然，才有自由，才能自由。什么叫必然，必然就是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规律，这个规律当然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自然发展的规律。你掌握这个规律你才有自由，违反这个规律你就得不到自由，还可能碰得头破血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毛主席讲我们要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客观规律。所以自由是有条件的，有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条件，不能脱离了条件讲自由。民主也是有条件的，也不是抽象的，它要有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民主就发展到什么阶段。“文化大革命”搞大民主，那个够“民主”了吧？那就搞过了头了，搞过了头就要自食其果，我们的苦果吃得够多了。去年六月十几号，有一个外国朋友到北京来，他是英国籍的人，职业是一家海运杂志的主编，我就问他：“人家都不来，你怎么来了？”这个朋友说，我想亲眼来看一看中国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国外宣传的画面我不一定都相信，他说我个人看法，你们的国家也够民主够自由的了，这个民主和自由是过去了。他说，你们国家还是很耐心的，很容忍的，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对社会带来这么大影响，政府还是容忍、忍耐，还找学生谈话等等。他说，这种现象如出现在我们英国，撒切尔夫人不会允许，不要说几千个人，就是几百个学生围着唐宁街不让她出来也不会允许的。我在意大利也碰到一个朋友，他说“6.4”这个情况是不幸的事情，如果事前能够更好地制止这个事态，就不至于发展到这个样子。但他又反过来讲，我看你们这个国家如果当时就这么发展下去，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的话，一旦乱起来，那恐怕也不是几百人的问题了。这是他们外国人讲的话，这也是一种反应吧。同学们经过这一年的学习、反思、回顾，从理性上、道理上会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了。有的同学谈论英国人的民主，什么伦敦海德公园。海德公园，你到那里去看，只是一小块地方，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站到石头上去讲话，发表什么言论，骂谁都可以，但是你要离开这个界限，那不行，那还是要抓的，这就是西方的民主。我们要懂得这些道理，我只讲一些实际情况和看法给你们参考。我们一定要坚信党的领导，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二是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现阶段，爱国主义的体现就是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至于说到我们同学的爱国主义精神，我想应体现在学习和工作当中，表现在为新中国海运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学校把学习搞好，将来把海运事业发展好，为国争光。这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海运学院现在进行半军事化管理，国外方面，这一行业还带有半外交性。你们将来可能会遇到很多外交事务。在我的航海生涯中，我见到过国家的总统、元首、部长，当然有时也会碰到三教九流、流氓团伙，你也得对付，要善于对付。这就要靠自己政治上的锻炼和培养，要作一个为国争光者，不要作有损于国格的事情。我们现在提出“三反一防”，反走私、反倒卖、反赌博，防止滞外不归。现在有些远洋船员走私闯关，沿海船员贩卖香烟，内河船员船上赌博，都要坚决反对。还要防止发生违反涉外纪律的事情。同学们要记住，我们的船到了一个国家的港口，船保养得好不好，技术好不好，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的一个标志，每一个船员在国外都是一个新中国人民的形象的体现。所以船、人，都代表了我们国家的面貌，你们要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三是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海运学院同学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首先要树立一个强烈的事业心，要树立一辈子为海运事业献身的精神。我记得三年前到学校来的时候，你们陈院长叫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八个字“热爱海洋，志在四方”，希望同学们有坚强的事业心，一辈子为海运事业奋斗。（掌声）你们鼓掌我很高兴啊，但是我下面要讲，你鼓掌以后，你得过三关，第一要过风浪关，可能同学们会说，这还用说吗，我们海员一辈子乘风破浪嘛，很豪迈。但乘风破浪是不容易的。风浪关，具体讲就是晕船关，真正不晕船的人是少数，晕船的人是多数，我老实告诉同学们，我是晕船的，晕了三年以后才不吐，但是我没下船，我还是坚持干完了。（鼓掌）有一次，我当实习生，早晨七点钟就被叫起来干活，风浪很大，我拿一搪瓷缸白开水，一包苏打饼干，半小时到40分钟吐一次，吐了以后舒服了，马上吃，不吃胃要坏的。这里也是三部曲，先是眼睛花，第二胃里感到难受，第三胃泛酸水，第四就吐出来了。（掌声、笑声）就这么来回吐，吐到五颜六色都出来了。（笑声）但是几年以后就好了，现在我不晕了。所谓不晕就是能顶住工作，能吃得下饭，能坚持，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会不难受的，决不要认为乘风破浪悠然自得。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一听。（掌声）1951年暑期，学校派我上船实习，我很高兴，这一下，我可以看到大海了，大海啊，大海，（笑声）什么乘风破浪，蔚蓝色的海洋，看日出，想得很美。晚上开船，我去睡觉，我就告诉同伴早晨日出以前你们把我叫起来，让我看日出。到长江口，天亮了，把我叫起来，我穿上衣服爬起来，很高兴，那时一般不允许上驾驶台，我跟大副请示了，请大副宽容宽容，让我站在驾驶台看日出，但是太阳还没有出来，我却下去了。为什么呢？长江口涌浪来了以后，我就不行了，当时第一次出海，没有几下我就受不了，吐了，就不行了，我是想看太阳才起来的，结果没有看见太阳升起，我自己先下去了，我自己先日而落了嘛。（笑声）这就是想得太简单。所以同学们第一要有过风浪关的思想准备。第二要有过艰苦关的准备。船上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不说别的，你要当驾驶员，从三副到大副，可以说你不可能经常有通夜睡觉的时间。你要有这个本事，要躺下就睡觉，叫你就起来。海上航行三班倒值班，8:00—12:00，12:00—4:00，4:00—8:00。陆地上装卸货要值班，冬天零下20度靠码头，在外面受冻；夏天过赤道很热，你在铁板上干活，要忍受这个热浪，工作是很艰苦的。有的时候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我有一次从伦敦开船到安特卫普，才一二百海里的路，但是遇到大雾，整整六十几个小时没休息。当船靠好码头的时候，我都快晕过去了。越是遇到风浪的时候越要去绑扎，越要去整理，越要去检查舱盖，工作是很艰苦的。同学们一定要有坚强的体魄，在学校里好好锻炼，要吃得起这个苦。第三要过一个家庭关或者说还要过爱情关。（掌声）你们现在恐怕还是过爱情关的问题，不是家庭关。那天座谈的时候，有的同学提到，希望交通部和远洋系统更好地关心海员的家属。（掌声）我对那位同学讲，你倒想得很超前，（笑声）但是我一点不反对，而且我告诉同学们，中央包括国务院领导以及我们交通部都是很关心海员家属的，我们每年要开家属会议，而且过三年、五年召开一次家属的表彰会议。你们恐怕不知道，海员的家属不是“半边天”，而是“整个天”，家里的事情一肩扛了，双肩挑了，全部担起来。船员要出海了，那就是义无反顾啊，拎个包就走了，家里全交给家属了，所以你得过好家庭关。当然有家庭之前要有朋友、对象，你要过好这一关。过去我在远洋公司工作的时候，有的船员跟我讲，我这次不能上船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找对象。有的说，我几次没找到，找了以后出去两三个月回来就跟我“淡薄”了，“淡化”了。（掌声）“淡化”不要紧，断了线那可就麻烦了。（掌声）我说你放心，你会找到好对象的，（掌声、笑声）这是第一。第二这容易“淡化”的人，你不要找她，趁早断了，这么几天就靠不住的话，以后在海上你怎么放心得了啊？（掌声）所以，我想你们找对象是都能找到的，而且能找到很好的，我告诉你们，没有一个船员是单身汉，他们都有很好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掌声）我希望你们找对象的条件第一要忠诚，第二要贤惠，第三要坚强。（掌声）一要忠诚，这个是最基本的一条。二要贤惠，你在外面，家里事情处理得很好，敬老爱幼，孩子教育得好，父母长辈要尊重，处理好家庭关系。如果她一天到晚跟婆婆吵架，你回家再把你拉上去，那受不了。还有一个是要坚强，遇到事情她能挺得住，不要一遇到事情就掉眼泪，给你写信、发报，那就麻烦了。所以我提出你们要过好这几关，再还有，下决心支持航海事业。
四是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观察事物的方法，才能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要通过学习政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事物、认识社会。在去年的政治风波中，一方面要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好的，他们为国家前途着想，国家有些工作也迫切需要改进。但是也要承认，有些学生缺乏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或者说缺乏用辩论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有片面性。说得再深一点，同学们政治上还有很多幼稚的方面，不了解国情，不了解我们的社会，不了解我们国家的很多复杂情况。愿望是很好的，但是往往得不到好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马列，学习辩证法，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有很大用处，这也是我自己的体会。毛主席思想是非常精辟的，同学们学过《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要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例如毛主席有一个战略思想，就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要以一当十，战术上要以十当一。我们在海上工作要牢固树立这种思想，我感到很重要，因为我们搞海运很重要的是安全思想，要同风浪作斗争，同自然作斗争，风浪是很险恶的，不要说万吨船，就是20万吨船在海洋里也像一片叶子一样的。为了战胜风浪，你就要有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思想。譬如你要过一个转向点，靠一个方法还不行，必须靠几个方法测定，使船位一定要准确。历史上有教训，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条万吨轮“跃进”号，从青岛出发首航日本，没有做到战术上重视，在东海转向时，因为罗经误差差了一度，偏了方向，走在礁石上，触礁沉没，它就是没用几种方法来校对它的船位。我们做事情一定要万无一失，要绝对安全，战术上要非常重视，要用以十当一的战术来对待安全问题。毛主席讲人的认识从实践中来，通过实践得到感性的认识，从丰富的感性认识中推理，从推理中把它上升为理论，再用这个理论去指导实践，再在实践中检验这个理论是否正确。你们学过的《航路指南》中，对海洋中的洋流，如印度洋的洋流，赤道回流，几月份，哪个地方，洋流的方向流速，资料上写得清清楚楚，而且很详细，事实上你走下来并不完全是这种情况。它的资料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也不完全相信，但这是根据，因为有风的影响，有不同的机械的影响，船速快慢、空载、满载都有影响，所以你不能像书呆子那样完全依赖资料，你自己必须做实际记录，比较原来的资料到底差多少。你记下来，再分析，这样长期地走，长期地记录，你就会得出你自己的推理，丰富的经验就是从这里来的。我参加工作时，50年代，一无雷达，二无劳兰，三无卫导，就是一个磁罗经，一架六分仪。遇到下两天大雾，打慢车，走了一天以后，这个船位到底在哪里？过去有位知名的老船长名叫王鸿骞，他就在海图前沉思半天，我们就在边上看着他，他在海图上点一点画个圈，这个船位就在这个地方，结果天一晴测下来的船位，基本上就是老船长点的那个船位。这就是有经验的船长，长年走，长年积累，在他脑子里边，有很丰富的东西，最后他才能得出这一点来，不然的话，你可就不知画到哪里去了，远离十万八千里去了，不准，你就要吃苦头。所以我想，船舶操纵、机械操纵都要有你的实践经验，用哲学思想指导你的业务，是很有用处的，所以要多学点哲学。
现在再讲第二条：要有坚实的基础知识。
你们在学校必须把基础打好，因为这关系到将来能否安全优质地完成国家交给你们的任务。一个好的干部和一个差的干部，一个技术精通的人员和一个技术不精通的人员，所干出的效果就是不一样，有的能为国家创造和积累更多的财富，有的就会浪费和损害国家的财产。希望同学们第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能更有效地指导你的实践。第二我们航运事业尤其是驾驶和轮机专业的同学，更需要加强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船舶运输是在动态中完成任务的，它不像设计部门，画个图，今天画了，明天看看，哪里不行，再改一改。你是在动态中进行的，任何操作上的失误马上会带来损失，严重的时候，会带来人民生命的损失，所以一定要加强自己实际动手和操作能力的锻炼。第三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积累实际经验。我们要有熟练的本领，你光热爱自己的事业而没有熟练的本领，你就不能完成任务。当你工作以后，你就会更多、更深地体会熟练技术的重要性。我讲一点体会给你们听，如果你将来当了船长，自己操纵船舶，在大风浪里，你能够很正确地操纵，度过困难，到风浪平静下来，你就会有一种满足感。操纵一条船舶，不单是技术，也是一种艺术，你还能得到艺术上的享受。因为这么大一条船，比如万吨巨轮，一百几十公尺长，现在大油船有几百公尺长，空船有八九层楼那么高，你在那里操纵自如，假如靠离码头，当时的风、流、车、舵、锚都能配合得很好，操纵得很利索，熟练地靠上码头，那种享受只有你能体会得到，这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不单是技术享受。我曾经看到很多轮机长，坐在房间里抽烟，也不讲话，他用耳朵在听机器，经验丰富的轮机长能听出机器什么声音不正常马上知道下边出了什么事了，马上就下去检查。机舱里有主机、辅机、发电机，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设备在运转，轮机长坐在房间里听，机器转得好磨得好，就是他平日保养得好，运转得很和谐，这声音他听了很高兴，好像听音乐一样，这是轮机长的享受。在座轮机系的同学，你们将来也享受享受，你要像世界著名的柏林交响乐团指挥卡拉扬一样，指挥一个乐队，哪个音符不对，马上就指出来。我们的轮机长，我看也差不多，他指挥的不是小提琴、大提琴、小号、大号、六弦琴、竖琴，而是主机、辅机、发电机，它们也能发出音乐的美妙声音。听和谐的机器运转声就像听交响乐一样的享受。所以同学们对自己的事业要热爱，你真正热爱这个事业、精通这个事业，就会有自己的理解、享受和满足，当然最主要的是安全优质地完成任务，为祖国创造财富。
第三条：要有良好的道德风貌，或者说高尚的道德情操。
我们做一个海运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我想第一点希望同学们要有职业的自豪感，当海员要感到光荣、自豪。航海事业是一个豪迈的事业，吸引人的事业，我相信同学们报考学校的时候，都有着雄心壮志，想干一番航海事业。那天座谈，有的同学讲，现在社会上对我们海员还有不同的看法，那可能有的，那是陈腐观念，不要受这个影响。这个职业是豪迈的，也是令人向往的事业。同学们将来到五洲四海航行，你可以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了解很多风土人情，了解很多历史古迹，了解很多地理风貌。当你过苏伊士运河，到亚历山大，到开罗，你有机会看到古埃及四五千年的古迹金字塔、人面狮身像；你如果到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你就会看到三千年前的文明古迹、古希腊的建筑；如果你有机会到伊拉克的话，你可以看到三千年以前巴比伦王国的古迹。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看到人的肤色怎样变化，东西方音乐怎样变化。从欧洲到非洲，你从北海或波罗的海航经英吉利海峡过大西洋到非洲，或从直布罗陀海峡过大西洋到非洲，再过好望角到印度洋，你可以一路看到很多。你可以看到当年英国和西班牙大战的海峡，你也可以看到当年直布罗陀战争的古迹，你也可以看到风土人情是怎么变化的，欧洲人黄头发、蓝眼睛怎么慢慢变到欧洲南部、地中海北部时，开始头发慢慢卷起来，留小胡子，有的是白皮肤，有的是黄皮肤，利比亚就是黄皮肤，然后慢慢怎么变化，再下去就变黑了，全部是墨黑墨黑的黑人。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你们都看到海鸥是黑的身体，白的翅膀。非洲南部的黑人皮肤不是很黑的，到非洲中部黑人的皮肤是最黑的，在这个地区的海鸥也是黑的，慢慢到了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海鸥又白了，到了欧洲，海鸥全部是白的，这是很有趣的。你们还可以听到欧洲音乐的调子怎么慢慢变到像土耳其、希腊那种调子，那种调子一半是印度东方的调子，一半是欧洲的调子，两个混起来成了他们的音乐。然后到了非洲又是一种音乐。你可以到波兰，到肖邦的故乡，你可以到伦敦，去瞻仰马克思的墓。所以我说海运事业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事业，在大海里面航行是豪迈的。一般社会上的人，他要真正了解海员才会尊重我们的职业，但首先我们自己要有职业的自豪感，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要有高尚的品德，为人要诚实、坦率、正直，特别是要处处维护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第三，我们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要“安全优质、文明服务”，不要像有的海员，从中国到某国，运猪种，就在半路上把好猪杀掉几只吃掉了，因为交货条款上有规定，可以有5%～10%的航行损耗，猪也晕船啊，这是允许的，不要赔偿的，他一算百分比还有好几条猪可以死掉，没有死怎么办，就宰了吃掉，这就不应该了，这不是好的职业道德。我在这里是讲职业道德，希望大家爱护货物，不是教你们这种窍门。第四要讲文明懂礼貌，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要文明。精神文明，五讲四美三热爱，我们国家已经讲了很多。还有其他文明礼貌，我们海员出去要注意，着装要整齐，待人要讲礼貌，行动要有风度，而且要懂得一些社交场合应该有的礼节和礼貌，站要有站的样子，坐要有坐的样子。你站在驾驶台，就要挺着腰板站，一般不允许靠在窗户上、墙上。待人接物要讲文明礼貌，在国外礼节很多，例如要让女士先走，吃饭怎么吃，讲话怎么讲，不要随地吐痰、打喷嚏，这些细节都要注意。另外，要有高尚的情趣和良好的修养，不要有庸俗低级的格调。要多看一点历史，多看一点文艺书籍，多了解一点音乐，知识更广泛些，要把自己培养成有修养的人。你到了国外港口，人家港长，或者验船师，或是修船总工程师，来找你聊天，你就要请他喝杯咖啡，喝杯啤酒，就要聊天，天南地北，不要一问三不知，什么都说不出来，连贝多芬是哪个国家的都不知道，人家就说你文明水平太低了。
第四条：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半军事性嘛，就要很好地加强组织纪律，在学校就要养成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齐步走的训练是为什么呢？就是要通过半军事化训练养成一个很严格的习惯。到船上工作一定要严，我们一直讲要严字当头，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因为你要同大自然作斗争，如果稍有疏忽，就要出大事的。我认为世界上最科学的分工是船舶的分工，最严密的责任制是船舶的岗位责任制。船上值班、工作分工都非常合理、非常科学。大副为什么要值4：00—8：00班，三副为什么要值8：00—12：00班，二副为什么要值12：00—4：00班，这些都有道理在里头。我希望同学们一定要严格纪律，养成良好的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不但要准时上班、不迟到早退，而且执行命令要坚决、迅速，动作要协调，不能有差错。船长下命令前进三，你就马上传前进三，叫前进一你赶快前进一，下什么舵令，都要坚决执行，稍有差错就出大事。组织纪律性表现在严格地执行规章制度和严格地遵守操作规程，要有严谨的作风。船上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组织纪律性不强而发生的，我们出的事故90%以上原因是违反组织纪律，违反操作规程，没有遵守规章制度。比如说有两条船，在南海航行，两个三副当班，老远看到一条船来，他用超高频电话跟他讲话，说你是谁，哎呀，两个同学碰上了，两个人在电话里吹牛，疏忽〖FJF〗?〖FJJ〗望。两条船慢慢接近，等到想避让时，已经来不及了，结果两条船在大海里快速相撞，把船头都撞裂了，从大海里拖回来修理。这是严重违反值班纪律的，我们进行了严肃处理，给予严重的处分。几年前“大庆”53号油船爆炸，一条油船整个炸了，死了23名船员，调查工作很困难，最后才查清楚，是船员在机舱里面烧电焊，烧电焊的管子中间有个阀门他没关死，等于机舱里的管子通过了大舱，管子烧电焊，电焊的火星从管子通到大舱，大舱中存在爆炸气体，结果前面第三舱发生爆炸，船沉掉了。当年我去处理这件事情，查出的原因就是由于没有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所以，执行操作规程要一丝不苟，值班制度一定要严格。在驾驶台，一定要严密地〖FJF〗?〖FJJ〗望，任何时候不能聊天，不能做别的事情，即使做别的事，眼睛也要看着前面，疏于〖FJF〗?〖FJJ〗望就要出事情。驾驶台的纪律是严格的，但现在有的时候也乱了，“文化大革命”时叫大轮班，水手、驾驶员组织了一个班，水手长当班长，大副值班听水手长命令，前面来船了，水手长说大副赶快让船，大副就让船，到这个地步，我们本来很好的传统和组织纪律，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现在还受到影响。我希望同学们上船后要严格地执行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你们出去是当干部的，不但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你们所管的人也要严格要求，有时由于不严而出大事故的例子很多。比如有一次，码头上一条大船，翻到黄浦江里头去了，那是卸卷钢板，钢板是十几吨重的，一卷一卷的，放在舱里，卸到最后几卷钢板的时候，船员和工人就把卷钢底下垫的木楔打掉，想赶快卸完，这就不符合操作规程，驾驶员也没检查，值班不严。垫的东西打掉以后，卷钢处在滚动状态，结果码头工人吊钢板，一吊就是十吨，两个吊一起吊就是二十吨，吊的时候在舱口上碰了碰，一碰，二十吨重，船就晃动，就在舱口边上挂住了，他就拉了拉，几十吨的力量，一拉船就摇动起来，一摇动，钢板就在里面稍有点滚动，小滚变中滚，中滚变大滚，钢板就滚到一边去了，船就慢慢侧过去了，船越侧，它越滚，就在几分钟里，越滚越侧，越侧越滚，船就90°躺在黄浦江里面了，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奇迹”。同学们，在船上什么细小的地方都得注意，比如出航的时候，要把缆绳捆死，有一条船，由于缆绳没绑扎住，风浪打上后，打散了，缆绳子掉下去，搅住车叶子，在大风浪里车叶不能动，车叶不动船就没法操纵，这条船就翻沉了。所以小的问题，可能发生严重后果，你们一定要严格地执行组织纪律，执行操作规程，海上的这种教训很多。我过去讲过，凡有这种事例部安监局都要通报给学校，让你们在上课的时候多举这些例子，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第五条：要有俭朴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海上的工作是很辛苦的，要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完成任务。我们要有自豪感，感到这事业是豪迈的，令人向往的，但是你不能以小资情调，而要以无产阶级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来对待它。人家一讲海洋，你会想到电影、电视中看到的蔚蓝色的海洋，然后女朋友相送，蓝色的头巾在飘扬，这些不要想得太多，而更要想到很多很艰苦的事情在等待你们。海上有很多乐趣，但也有很多艰苦。今后你们什么地方都会去的，要保持中国人的风格、品德，出污泥而不染。现在有些船员沾染上了坏习气，少数甚至犯严重的错误。你们一定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拒腐蚀、永不沾的品德。
第六条：要有海员特有的素质和意识。
关于海员的素质，我想讲八个字：谨慎、果断、机敏、坚毅。将来你们工作中会体会到，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海员素质。过去学校里老师给我们讲船艺的时候，就曾提到过，海员要有海员的素质和意识。海员素质，第一要谨慎，希望大家养成既大胆又谨慎的习惯，在海上一切要从安全出发考虑，不论哪个部门，大到船舶安全，小到个人安危，要牢固地树立和养成安全第一的思想。安全第一就要谨慎，任何时候都不能有麻痹和侥幸心理，事情都是在麻痹中出的，在侥幸心理状态下出的，如果不麻痹，不存在侥幸心理，很谨慎，就不会有事情。所以，我曾经跟很多海员同志讲，特别是在新船长上岗时讲，当海员的“只能谨慎终身，不能有分秒麻痹、丝毫侥幸”。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两句话，一切问题都出在这地方。这谨慎呢，大的到船舶操纵、机械养护，即使细小的地方，你也要注意。比如说你上驾驶台值班，去海图室作业，你一定要养成习惯，进海图室之前一定要看一遍海上，二十海里以内没有船舶，那没有问题，你就到海图室去工作。到海图室，你一定要动作快，这就要求你技术要高明，测一个天，用六分仪测船位，三条、四条线要几分钟就把它算出来。现在用卫星导航，一按就出来，但是我希望同学们，不要总按电钮，天气好时还要用六分仪测天，然后你跟卫星导航仪器校对。不要随便开雷达，晚上看灯塔，你还拿望远镜去找，锻炼你的视力，不要依赖雷达一开就找到，这样你要退化的。将来你们到船上工作，你在甲板上一站，你得用眼上下一溜一看，看上面吊杆，万一钢丝绳断了打下来，打不到我；上面吊货的网络绳断了的话，不会甩到我身上。没问题你就站在那里放心工作，一看这里可能有危险，就找个合适的位置站好。当然不能因为谨慎就什么都怕，什么都不干，有的时候有危险你也得上，该上的还要上，不能躲，就像你们韩江同学冲上六楼从火中救小孩那样，还要有这种精神。第二要果断，遇到事情要当机立断。果断的基础是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术业务。果断不是武断，也不是鲁莽。海上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你非得当机立断，抢救危险的时候，你就得当场下决心，马上就下口令。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黄浦江靠码头，那是60年代，我刚做船长，那时船还是老船，是蒸汽机的船，有的时候倒车倒不出来，靠码头的时候，本来算好的，到什么位置该下锚，到什么地方打倒车，然后用什么舵，轻轻靠上码头去，结果船驶向码头，到了这个位置，就下锚一节落水，命令后退二。但机器老是声音不响，倒不出车，船速度很快冲上去，前面很多驳船在那里，如撞上去要出人命，驳船上的人都跑了。我一看，肯定是机舱的倒车出不来了，怎么办呢，我感到心砰砰跳，都到了喉咙口了，当时也不知怎么来的，灵机一动，我就命令前进三，右满舵，把插进去的船，硬把它转出来。因为你不用前进三快车的话，这舵效不行转不出来；如果不用满舵的话，也转不出来，前边就得撞船。当时驾驶员不敢传达前进三，因为前面快撞码头了，你还前进三？那不撞得更厉害了！我看他们迟疑，就说执行命令，硬把船逼出以后，擦着小船的边就出去了，冲出去半海里才停住。这种情况下，你不果断的话，早就撞上去了。当然，果断要有基础，没有基础乱来不行，那要出大事。第三要机敏，机灵敏捷，反应要快，洞察秋毫，在细微中发现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船舶操纵，就靠反应，你反应迟钝，就不能操纵好。在船上工作，闻到一点什么不正常的气味，你一定要追根究底，查出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机器燃烧了？是哪个地方漏油了？还是哪个地方有火星啦？如果听到什么不正常的声音，你也必须去查查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第四要坚毅，要有坚强的毅力，碰到什么事情，都要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对待它，能够顶得住一切困难。在大风浪里，有的时候船摇三四十度，很危险，这种事情你们以后会经常碰到。我个人体会，远洋航行每年至少碰到一两次大风浪、风暴，风暴来时船摇三四十度，经常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沉着、谨慎，要有坚毅的性格，坚毅的精神，遇到什么困难都要顶得住，当海员就要这样。所以你们组织凌风远航队，我积极支持鼓励，这是培养我们海员这种素质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听说你们过一段又要出航，我预祝你们成功。海员素质就这么八个字。海员意识是三句话：要以海员为荣，以船舶为家，立志为发展中国的航运事业奋斗终身，这是我们的海员意识。刚才我讲过，不要受一些庸俗观点、陈腐观念所影响，好男儿志在四海。我想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再见面的，现在我们是同学、校友，以后你们走上工作岗位，你们就是我的同事。我希望以后在你们驾驶的船上，在你们工作的单位，有机会和大家再见面。
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将来事业成功！
〖HT4XK〗钱永昌:1950年考入上海航务学院，1953年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船长;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
忆老院长朱杰同志
大连海事大学校友回忆录(第一卷)
忆老院长朱杰同志
闵中立
今年是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三校并校50周年。
在回顾学校走过的漫长道路时，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位可敬的老院长——朱杰同志。
1949年8月，时年27岁的朱杰同志受命组建东北商船专科学校，并在1950年春率全校师生迁校大连，那时他是主持全校工作的教育长。在1953年三校合并后的大连海运学院历任教育长、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1988年不幸病逝，享年66岁。他把一生中最长、最宝贵的那段时间和精力全部贡献给了我们学校的建设，贡献给了新中国的海运教育事业。历史不会忘记他，海事大学更不会忘记他。
我不想也没有能力记述他的毕生功业。从新中国高等海运教育奠基开始，他就在学校的领导岗位上工作，至离休时长达35年，他的工作经历与海大初期的历史紧密相连。
我只想记录一些片段，一些平淡却又难忘的印象，作为对他的怀念。
没架子
朱院长在我校最后的职务是党委书记，但大家却一直称他朱院长，早期毕业的校友甚至一直称他为朱教育长。称呼老职务或许是由于习惯一时改不过来，而我觉得这其中还透着一种情感，一种亲切。
他，高高的身材有些清瘦。也许是青年时期的军旅生活养成的不苟言笑的习惯，加上那副深度近视眼镜，乍看上去，显得一脸的严肃，好像“官架子”不小，令人不大敢接近。其实，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而且最为平易近人，最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就说学校搬迁到现在的校址以前在白山路的那几年吧，那时我们这些年轻教师和学生一样，课外活动时间和自习前都在校园内活动，而活动的人群中总是有朱杰院长的身影：不是在篮球场上和大家一起奔跑，就是在沙坑前充当裁判，要不就是在跳箱(类似现在的鞍马)旁边给人“保架”……在生活上，谁有个大事小事他每叫必到。比如哪个人结婚，他不但要去祝贺，还要给新娘子出一点“难题”。在这些场合他不是领导，是群众中的一员，是伙伴。时间一长，他自然熟悉了大家，大家对他也自然有了感情和信任。朱院长逝世时，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校友挤满了告别厅内外，泪水和沉痛的心情正是这种感情的写照。
搬家
东北商船专科学校建校时校址原在沈阳，这显然不适合学校的性质。所以在1950年1～2月寒假期间，学校搬迁到了大连。当时的旅大市政府很支持学校落户大连，决定把教职工宿舍定在当时大连的最佳居住区之一的桃源街，并划拨了一些高档住宅给学校。朱院长的家就安在那里，是一栋很漂亮的花园洋房，这与他在沈阳时的家(在办公室一角挤出一间房)相比真是“鸟枪换炮”了。我们几个年轻教师还乘兴前去参观，看完房子赖着不走，起哄要“等着吃饭”。不过，没住多久他就把家搬到了离学校很近的一处简易房去了。当时这种房子没人爱住，除了几个单身教工，有家眷的不到那里安家。因为那一带是日本人在二战后期开发的，当时的日本已国力枯竭，房屋建筑力图省工省料，是名符其实的“简易房”，质量很差，而且附近只有一两家个体小商店，生活条件也很差。为什么要往这种生活不便的地方搬家呢?他说这里“方便”。当然是为了“工作方便”。原来桃源街家属宿舍离学校很远，上下班靠班车接送，而他经常在学校工作到很晚，无法回家，只好到学校医务室的值班室去“借宿”。宁肯忍受生活上的不便以换取工作上的方便，说好说，能真正做到却不容易。
大饼和方便面
朱院长的生活一向很朴素，除访问日本时做过两套“料子服”外，我几乎没见他穿过像样的衣服。我校医院原院长、当年的值班医生曹殿禹同志给我讲过一个朱院长“借鞋”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初，朱院长准备去北京参加交通部教育工作会议的头天晚上，曹大夫发现朱院长脚上的皮鞋太旧了，心里觉得堂堂领导穿这么一双连底都磨平了的鞋去北京开会，未免太掉价了。当时现买又来不及，于是他就硬把朱院长脚上的鞋扒下来，把自己刚买不久的皮鞋“暂借”给他穿走。个人生活俭朴当然是一种美德，使我更难忘的是朱院长花公家的钱也非常节俭。1950年初，朱院长率领我们三个助教到上海招聘教师(记得到上海那天正遇上国民党飞机的“二·六”大轰炸)。上海有名的锦江饭店内专门设有一处供外来出差人员住宿的地方，住室虽然不像饭店客房那样华丽讲究，但很整洁，伙食有中、小灶，交通又方便，自然是个很理想的住处。可朱院长却带我们住进了八仙桥的一家小旅馆里，而且硬是另加一张床和我们住在一起，拒绝另开房间。早上我问早饭怎么吃，他想了一下，命我到街角的铺子里买些大饼和咸菜作为早饭。以后大饼和咸菜就成了早餐食谱。说实话，我这东北人是吃粗粮长大的，觉得吃大饼也还不错，后来才知道那是上海最便宜的早餐。我们招聘来的一位教师事后曾问我“你们在上海为什么选那么个不起眼的地方住”。惟一的答案就是省钱。那时出差费不像后来“定额开支，节约归已”，而是实报实销，省一分钱就是为国家节约一点。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30年后我又遇上一次。1980年5月，朱院长受交通部委托率团赴日本考察海运教育。在东京，我们住进了接待单位安排的豪华的新大谷饭店。作为中国交通部派出的政府代表团，自然不能要求人家另找个便宜的住处，况且接待单位——日中贸易促进会还专派一位常务理事陪同我们。早上，我们走进饭店的餐厅一看，饭菜品种琳琅满目随意选用，但餐费固定且价钱太贵。一顿早饭大约要用掉我们整天伙食费标准的一半。吃过两次后，朱院长发话了：“能不能想办法省点?”怎么个省法?我们的午晚两餐是在一家中餐馆吃饭，虽然比较便宜，但人家不供应早餐，我们要是去街上的饭摊吃，那可是真的掉中国人的价了。最后决定，由我每天晚上到一楼的商店去买方便面，第二天早上开水一泡解决问题。方便面当早餐，作为代表团，我们很可能是第一份。后来报销时，不但经费没有超支还有节余。
大饼、方便面也许不算什么，但我总觉得其中透着一种纯朴的节俭精神，与那些铺张浪费、讲排场的现象对比有着多大的反差啊!
爱好
朱院长有两大业务爱好：篮球和桥牌。在部队时，他曾经是团里的篮球队长，后来，在四平战役时肺部受了洞穿伤，伤愈后身体不行了，但仍然热爱篮球。五六十年代，学校经常邀请外单位球队来校比赛，看比赛他每场必到，当时的校篮球队打遍全省无敌手。同时，他还提倡其他体育活动，所以那时学校的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省运会上我校曾战胜辽宁体院夺得总分第一。
朱院长也喜欢打桥牌。有一段时间，一到节假日他常常是在桥牌桌上度过的，算得上是“桥牌迷”了。有一次桥牌还帮了忙。大约是1955年，朱院长陪同我校的苏联专家带着研究生班赴上海、广州调研，研究生坐船先走，朱院长、苏联专家带翻译和我坐火车。在车上一时找不出太多话可唠，闷在那里不说话场面又很尴尬。这时朱院长忽然想起了打桥牌，一下子气氛就活跃起来，一路上都很愉快。
说起来当领导也真不容易。老百姓有什么业余爱好没人会说什么，而轮到朱院长，就有议论了，说那是“不务正业”，“文革”一来又升级为“拉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段”，“为资本主义复辟招兵买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
再挑重担
“文革”开始后，朱院长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打成“走资派”，备受折磨。连续地批斗、游街、打骂自不必说，更严重的是他胃溃疡恶化胃切除4/5，术后未等痊愈就被勒令回校劳动，从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饭后如不平卧一段时间，吃下的东西不等消化就直接排泄出来。消化系统不能正常运转，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同时，早年的肺洞穿后遗症——肺纤维化也在加剧，呼吸道系统也出现了障碍。就这样，一直到1984年离休，他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的。
“文革”后期朱院长被“落实政策”调到市里工作，至“四人帮”粉碎后才回到学校。当时，遭受“十年浩劫”后的学校百废待兴。要拨乱反正，清除“四人帮”的影响；要落实政策，整顿教师队伍，恢复正常教学秩序；要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兴办新专业，开展对外交流……面对如此繁重的任务，学校建设是多么需要坚强有力而又谙熟校情的领导力量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新到任的院党委书记李景天同志多方努力，终于促成朱杰同志回校任院长，再度挑起学校改革发展的重担。朱院长的回校，一方面是由于组织上的信任和全院群众的企盼，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他个人的两个原因。其一，他在学校工作那么久，熟悉这里的一切，对学校怀有难以割舍的感情。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缘于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操。他并非不了解回校后任务的繁重和工作的艰难，单从个人考虑，他本可以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保养一下病弱的身体，但是他的事业在学校，他没有“避重就轻”，还是回到了学校，展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勇挑重担的本色。朱院长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这期间我们的国家正在改革开放中实现新的腾飞，我们海大这艘船也已从“沿岸航行”驶入远洋，正向“世界一流航海院校”的目标航进。海事大学的巨大发展，对于把学校建设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而为之倾注全部心血的朱杰院长，当是最大的安慰吧。
闵中立：
1944年考入东北航海学院前身哈尔滨高等船员养成所；
1946年入东北临时大学，当年转入国立辽海商船专科学校；
1949年该校并入东北交通专门学校；1949年任东北商船专科学校助教；
教授；曾任硕士生导师。
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的好领导
——忆张德甫副院长二三事
王逢辰
1950年上海航务学院成立后，张德甫是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华东交通部部长黄逸丰是主任委员，但平时很少来校）。我当时做许旺善教授的助教，跟他学习磁罗经校正，有时还随他上船实际校正。有一次寒假期间，许教授回老家去探亲了，有一条船找我说他们马上要开航，不校正好罗经,航行不安全。我当时虽已掌握校正罗经的方法，但还没有独自干过，心里的底数不太大，就去请示张副主任。我把情况向他汇报以后，他非常平实随和地对我说：“你既然已经跟随许教授校正过多次，那么这一次应该是你实践的好机会，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亲口尝一尝。做什么事都会有第一次，迈过这个门槛，就是成功。你就大胆、认真地去干吧！”语重心长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增强了要把这次工作做好的信心。
1953年来到大连以后，教授讲师们集中住在岭前，我们小助教住在葵英街，住房条件与在上海时比，真是天壤之别，要好很多。我有时在节假日去岭前教授家玩，几乎每次都碰到张副院长在岭前教师家挨户串门，问长问短，深怕他们从南方到北方来生活不习惯，尤其要问冬天暖气烧得好不好，还怕学校的教学后勤工作跟不上而影响教学，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大家见到这位老领导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远道前来关心大家的生活和教学工作，非常感激，心里暖烘烘的。有一次还专门到葵英街宿舍去看望我们，真使我们受宠若惊。面对这慈祥的前辈，我们只有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做好本职工作，来回报他的关心和爱护。
1957年初，我爱人怀了第三胎已经3个月，我们商量着再生第三个孩子将影响工作和生活，决定去流产。当时规定打胎需要学校领导批准，我就去找张副院长说明缘由。他了解到我们的大女儿寄养在上海岳母家，第二个孩子已经两岁，就极力反对这次打胎。他说：“你们身边生下这个才是两个孩子，并不算多。虽然要多付出一些精力，但也是值得的，家里多一个孩子多一分乐趣。你们的经济力量完全可以承担，而且已是3个月的身孕，流产有一定的危险。”他还主动到我家去说服我爱人打消流产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在他老人家的关怀和劝说下，我们有了第二个女儿，生活有了更大的乐趣，老年生活也得到更多的安慰，在这里说声谢谢。
“文革”期间，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被打成走资派的张副院长，被“解放”后，到上海探亲访友。上海的学生知道后，为欢迎他举行了一次小型便宴，畅谈在大连学习时受到他谆谆教诲的往事。那次，张副院长临返回武汉前去买船票，因为他的工作证写的是“院长”，客运站认定他是“走资派”，不让他买二等舱。上海的同学们得知此事后，通过努力，给他买到了二等舱的船票，并且把他送上船。开船时，我们集中了近20名同学，集队站在码头边，举着标语欢送他。这时，他老人家倚在船舷的栏杆上流下了欣慰的泪水，在码头上的同学们眼睛也都湿润了。轮船徐徐远去，张副院长当年的温馨、慈祥却留在我们的心中，久久不忘。
王逢辰：1945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航海系，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助教；同年，上海交通大学并入上海航务学院；船艺教研室主任；教授。
突发奇想的奇遇
李浑成
1949年上海解放时，我刚从上海交大航业管理系毕业,即与几个好友报名南下参加解放战争，孰料上海学联又通知,全班到上海军管会航运处任联络员。我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招商局船务部。我负责接收小型船舶、清点招商局航运设备仓库的各类物资。经过几个月认真细致的辛勤劳动，不仅学到不少在校学不到、搞不懂的船舶管理和物料供应的实际知识，而且还得到船务部军代表张明同志的赏识，调去当他的秘书，协助军代表处理与经理、总船长、各分公司、船舶修理与物料供应部门以及各船军代表的相关事宜。
翌年，我到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任教，原因有二：一则当时正酝酿筹备上海交大航管系、轮机系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合并成立上海航务学院；二则驾驶科尚无专业助教。当时，吴淞商船学校主任委员于眉是招商局军总代表，秘书长冈森（主持工作）是原招商局秘书处军代表，驾驶科主任陈嘉震教授是我在交大时的老师。他们都动员我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去当助教，我自然只能无条件服从。从而翻开了我终生服务于航海教育事业的第一页，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点。
由于我是当时驾驶科惟一的也是第一个专业助教，任务就比较重。一方面负责航海天文学（包括球面三角学）的辅导和作业批改任务，同时科领导又责成我负责航海实验室的筹建工作（直至同年10月王逢辰同志调入才移交给他），可以说肩上的担子还是比较重的。
当时，由于吴淞商船刚复校不久，校舍是租用英国雷士德工学院的。吴淞商船在解放前后几经变迁，原有实验设备荡然无存。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而办学经费也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学上就只能纸上谈兵，学生不要说是实际操作，连航海设备是什么样子都没看过。偶尔到船上去参观一下，也是走马观花，又怎能谈得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些更激发了我加速航海实验室建设的决心。
俗话说“穷则思变”，航海实验室建设正在束手无策的节骨眼上，我突发奇想，何不把自己年前接收清点过的招商局仓库的那些闲置的教学设备要一些来。当时心想，因为有在招商局任联络员和军代表秘书的经历，与船务部军代表和各处室，甚至与各船队总代表关系都不错，相信能解决问题。于是，在征得陈嘉震教授的同意下，自告奋勇，立马向船务部军代表请示。在说明关于吴淞商船当时教学中教学设备全无的状况后，军代表立即表示：“学校为我们培养人才，现在正是我们该出份力量的时候。你心里有数，要什么给什么，不够就到船上去拆。”一席话，说得我心悦诚服，不愧是老革命战士的觉悟。当时的情景至今难忘。
事不宜迟，我马上请陈教授和刚来的实验员郭治铿老师到十六铺招商局仓库联系。他们看到那么多航海设备，简直有点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好。仓库管理员是老熟人，很爽快地说：“军代表有指示，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一分钱也不要，还派车替你们送去。”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得来全不费功夫。
于是我们也就不再客气，这个那个点个不停。管理员按照我们的意图，叫工人把选中的设备搬到一起，边搬边登记。一连三天，设备堆满了仓库的一角。各种实验设备，一应俱全，而且一些小型设备要多少有多少，有的甚至可以让学生人手一件实际操作。这是我自己念书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由于美国对我国的海上封锁，海运完全处于停顿状态，教学设备很难买到，那些仓库里的远洋航行仪器设备和海图、图书资料也就更体现其珍贵价值。比如那些昂贵的远洋导航设备如陀螺罗经，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贵重的设备，在当时更是有钱也买不到。再如，军代表表示要几个就给几个的雷达，在这之前简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现在好了，想要的都有了，心情之兴奋，语言难以表达。
根据我个人现在的回忆，那次所得到的主要设备仪器有：雷达两台（不包括拖轮上的小型雷达）、陀螺罗经三部（其中一部是从停航的中字登陆艇上拆下来的）、无线电测向仪一部、磁罗经数台（包括标准罗经、操航罗经、救生艇小罗经、干罗经和哑罗经）、方位图、望远镜方位仪、单筒和大小双筒望远镜若干架、天文钟不少于5台（不包括小型天文钟和八天钟）、船钟若干、游标和转轮六分仪十几架（不包括小型袖珍六分仪、气泡六分仪、测距六分仪和八分仪），海图作业用的平等尺、三角板、量角器和分规不计其数，甚至连陆上测天用的水银、水银盘也找到了。至于中外各式各样航海表、航路指南（及其补篇）、航行通告、潮汐表、各种海图不计其数。其他方面如拖拽式计程仪、铅锤式测深仪以及各式各样的滑车、缆绳、堵漏设备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样一来，解决了航海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直观教具和实际操作设备，为航海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必需的基本条件，也初步实现了自己决心为新中国航海教育事业作贡献的愿望。此外，还将该项信息提供给轮机科，为他们寻找教学器材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今天回想起来，当时由于自己特殊的工作机遇，为能给本校作过点滴贡献而感到欣慰，但一切应归功于党和人民以及各方面领导的大力支持。今天回忆往事，感慨良多，更深切感到作为一个党培养起来的共产党员，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亦当知恩图报，以自己的有限晚年，鞠躬尽瘁，继续为新中国的航海教育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李浑成：1945年考入重庆交通大学；
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业管理系；
1950年进入上海航务学院工作；
教授。
与时俱进求发展
——忆并校一二事
陆让之
我是1952年从交通部调到东北航海学院来的，当时正值开展上海航务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和东北航海学院合并事宜。首先于1953年3月将上海航务学院与东北航海学院合并，后来又于同年11月将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并入，至此三校并校工作全部完成，正式成立大连海运学院。这个在当时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创建一个新的海运学院，为新中国的海运事业培养大批新生力量，迎接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但是，在实施三校合并的过程中，却存在不少困难。当时上海和福建都是比较发达的地区，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都比较优越，而大连则地处关外东北，当时比较清贫，街上行人稀少，商店也不多。我记得当时我们乘有轨电车到人口较多的商业区——青泥洼桥时，电车里只有很少几个人，沿途街上行人也稀少，商店也不多，只有在青泥洼桥附近的商业区，才有一些商店和饭店。那时我们在星期天进市内，就是逛逛书店，购买些日用品，看一场电影就回来，非常单调。在食堂内吃的主食主要是粗粮，不是难嚼的高粮米饭，就是难吃的窝窝头，既粗又硬，南方人是很难下咽的。当时在凌水桥的新校舍还没有建成，住的也是由原来的东北航海学院挤出来的一些老房，生活十分艰苦，特别是对来自南方的师生员工，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当时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党的威信很高，听党的话服从组织调动与分配是很大的动力。学校通过组织上海教工参观团实地考察新校舍的建设和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再加上推出一些生活上的特殊照顾，比如对南方来的同志多增加一些细粮补助等，终于使绝大多数教职员工顺利地完成了并校中的动迁任务。记得我们当时的一批青年教师，不分校别同住在解放广场的一个集体宿舍里，住的是上下铺，吃住都在一起，非常和谐，现在朱绍庐、浦宝康、陆祥润、冒天诚、杨春龄等这些当年的年轻助教均已成为年过古稀的老教授，但在当时并校过程中却是一股新生力量。不知不觉，50年过去了，往事回忆，不仅令人感动，而且令人珍惜。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西方英、美帝国主义国家还在敌视和封锁我国，因此向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倾斜是新中国外交上的主要策略。在教育战线上，也抵制英美，学习苏联；放弃英语，学习俄语。因为要采用苏联教材，当时又来不及翻译，所以在教师中提倡和鼓励采用俄文原文教材，并对教师进行短期培训，经过半年的学习，大多数教师均能依靠字典阅读俄文专业书籍，开始放弃英语使用俄语。
当时海运教育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船舶上要按照苏联模式设置一个船舶电机员职务，专门负责管理船舶上的所有电气设备，这是西方英美国家船舶上没有的。为此，我们在1955年就开始筹备设置“船舶电气专业”，准备培养船舶电机员，并派骨干教师冒天诚和陆祥润专门到上海交通大学跟随苏联专家学习船电专业课——“船舶辅机电力拖动”、“船舶电力推进”和“船舶电站”，并参阅苏联船电专业的教学计划，制订我们船电专业的教学计划。经过两年多的积极准备，我院设立了船舶电气设备学科，最初附属于轮机系，后来单独成为船舶电气系，于1958年正式招收第一届船电专业学生，学制为5年。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船舶上，担任船舶电机员工作，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后。根据STCW 78/95公约的规定，船舶上不设电机员职务，因此船电专业又改成现在的“自动化与电气”专业，改培以陆上为主的电气自动化人才，并重新使用英语教材，甚至提倡只用英语讲课。这是我们这一代亲身体会到的反复变化，也是根据市场经济需要，与时俱进求发展的过程。
陆让之：
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2年从交通部调入学校工作；
教授。
我的教学、科研工作回顾
刘定宇
郑和七下西洋，使我国古代航海名扬世界。然而，自北洋水师败北后的半个世纪，水运操于外人之手，为挽回颓势，有仁人志士于1909年开创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之后，1920年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和1927年哈尔滨的东北商船学校相继诞生。三校历经军阀混乱、日军入侵、辗转迁移、久历艰辛、惨淡办学，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2月，葫芦岛商船专科学校(前身为东北商船学校)更名为辽海商船专科学校，于1950年初落脚大连，1951年4月改名为东北航海学院。当时设有航海、轮机、航管三个系，师资严重缺乏；设备简陋；图书资料不足4000册，没有图书馆，更无自编教材。蒋介石逃离大陆时，商船或被掠走，或被凿沉，广州港竟成空港。仅存的商船多是蒸汽机船，学校还在上老掉牙的蒸汽机课，航海系只有教师15人，轮机系加上和我同时分配来的3名新助教才15名教师。主讲的教师多是从商船上调来的船长和轮机长。
为了发展我国的海运事业，1953年交通部、教育部将三校合并于大连，成立大连海运学院，在凌水桥建校。选送了多名年轻教师去苏联学习。此外也有一些送哈工大、北大、交大等名校，或进修，或读研究生。我被送到清华大学跟苏联专家攻读物理学，1955年回校参加建校，建成了当时交通部属高校最好的物理教学实验室。到60年代，留苏得副博士学位的教师陆续回校。1962年～1965年，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获得较快的发展。1965年建成电航楼，还成立了由数、理、力学等专业组成的第六系，学校一片兴旺，进入了发展建设的好时期。从50年代初，我就积极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志愿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全部精力，直至今日。
可是，1966年起出现的十年浩劫使学校遭受到空前的破坏，物理实验室遭到了破坏，一些教师被扣上种种罪名被迫去农村劳动“改造”，我也被曲解为精神病，非法拘留，斗打逼供，几乎丧命。
1976年10月6日打倒了“四人帮”，邓小平复出。1978年我被落实政策回校执教，学校开始恢复招生。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198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国际海事组织(IMO)在我校设立“亚太地区海事培训中心”，1985年在我校设立世界海事大学大连分校，1994年更名大连海事大学，1997年通过国家“211”工程正式立项。到今天，学校已有12个学院、2个系、9个博士点、24个硕士点、1个博士后流动站；还有一批既能搞科研又能培养人的研究所；建成了以航海类重点学科专业为主干，以海上交通运输类学科为主体，包括工程、管理、数理、经济和法律等学科在内的海事大学。
50多年来，航海教育事业有了巨大发展。但毋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与科技还有较大差距。由于我校底子是职业性的商船专科，重实用，不重创新，一代传一代，形成的习惯成自然，60年代创建的电子工程系，也有设计与管用之争。海院建校初派出的教师不是留学苏联就是攻读于国内著名的大学，虽然也带回了名校的科研风气，但学校的教育基本上还是传统的。这就存在差距。有不同观点，很自然。70年代后期，由于国家“科教兴国”和“交通部科教兴交”方针的指导，为达到国家要求的学位和学历的标准，我校于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电子导航与通信、轮机自动控制、航海技术、运输管理等专业扩招研究生。1983年经过学校研究批准，不仅数学，物理教研室也要突破基础课只管教学的习惯，在船舶导航目录下，创建信息处理实验室，招收了光信息处理及应用方向的研究生，并接受金属材料工艺研究所的邀请合作培养。同时，送一位副教授去日本京都大学进行电离层研究，回校招研究生。2001年，招聘了一位研究发光材料的教授，并开始招收研究生。
1978年确定物理研究的方向有二，即光信息及其应用和电离层电波传播。要适应与专业接口并非容易、搞微波雷达导航，有重复之嫌；搞激光雷达，国家已向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投资，开始选大题目，不易出成果。为抓住时机，从当时光信息存在的假彩色前沿问题入手，跟踪国外著名白光信息处理奠基人杨振寰的工作，选做医学X光线片的彩色化实验，用傅利叶光学进行分析，创建了非线性位相调制密度假彩色编码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发表的文章“医学应用非线性位相调制密度彩色编码技术的颜色分析”，被选为中国光学学会与苏联科学院合作发起的国际会议的邀请论文，又被国际光学工程协会论文集1443卷录用，而继续发表的“全息扫描的医学图像的传输技术”又为国际光学工程协会论文集1896卷录用，“固体中原子离子扩散”又为EI和ISTP收录，为物理研究奠定了基础。有此基础才选激光导航作为与海事结合的大系统课题。1994年提出“跟踪天线的多环检测”又在SPIE的国际光学工程协会会议上发表，并为国际光学工程协会论文集2321卷收录。
由于我校航海教育的传统影响，不了解理工科的研究特点及其区别，工程设计的目标是实用。科学原理已清楚，试验成熟，无技术困难。至于工程研究，科学基础原理一般也清楚，但工程原理或技术原理不清(如AIS结合海事种类用何种原理的信息为适当需要研究)；或者是工程原理清楚，但算法却无法为设计提供数据，需研究解决。对应用物理的研究是将新的科学原理应用于某个领域。它与工程研究不同，首先是应用原理的研究，配以实验研究。建立数学模型，论证成立就是应用理论的创新成果，应当争先发表。科学应用的发展，往往根源于此。如果又得到实验对理论的证实或修正(应用研究由于因素较多，与科学原理相比，需修正引起许多近似的方法)就成为应用科学发展的里程碑(由此可得发明专利或发明奖而并不需要等到工程的实施)。不认识此关键，就会在竞争中处于落后状态。工程原理与应用物理的研究不仅目标不同，后者的实践环节偏于实验，前者偏于技术性试验，但有时又难以区分。工程研究与应用物理研究的成果都以发表论文为主，这是科技竞争能否领先的关键，也正是我奋力拼搏之处。由此才能争夺国际领先。应用物理成熟，工程研究应接过去为工程设计做准备。小而简单的问题，可以缩短阶段；大系统复杂，需多学科合作，分工分阶段不可免。
邓小平理论指出，经济建设，教育和科技是关键。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科学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关键在振兴科技。高校是人才、科技集中之处，我们不千方百计地把科技搞上去，谁来搞?最大的教训是内耗，尤其是高科技，更忌干扰，何况我们底子薄，许多先进的科技都得消耗大量的时间学。管理多学科，组织合作，心齐，力量集中，可以省许多力。即使如此，要达到国际高度，达到“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还需费大力气!
刘定宇：
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
195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分配来校工作；
教授。
并校前前后后的教学工作回忆
朱绍庐
从1950年9月在上海航务学院被留校担任助教开始，到2000年秋主持指导我的第7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为止，我在校整整工作了50年。
现在我住在加拿大儿女处，过着清闲的退休生活。身在异国他乡，仍然怀念着母校，经常浏览母校的网站。在网上看到庆祝并校五十周年征文，写几句以表达对母校的怀念。
1946年秋，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在上海复校，我考入复校后第一届轮机科学习。
复校时，没有校舍，租用东长治505号原英国雷士德学院的校舍，除了教室和几间办公室以外，没有图书馆、实验室和任何设备，操场上只有一个篮球场。第一年没有学生宿舍，当时我家不在上海，只能借住在亲友家睡地铺。第二年有了学生宿舍，除了双层床以外别无他物，但终归有了个睡觉的床铺，也就十分满足了。
当时学校只有驾驶、轮机两个专业，学生总计100人左右，教师只有10余位，有的还是兼职教授，除了上课以外，见不到教师。
学制为5年，在校学习课程3年，上船下厂实习2年。学习的课程主要有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机械化、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热力学、蒸汽机、锅炉、汽轮机、内燃机、轮机设计、电工学等。除中文外，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课本或讲义。学校虽十分简陋，但大多数学生学习十分努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学校获得了新的生命，1950年改名为上海航务学院。这一年我留校做了轮机系的第一批助教，由于助教人少，我同时要做多门课程的助教和其他工作，如筹建实验室，购置器材图表，协助制订教学计划和办理系里的各种事务。
1952年，高校提出向苏联学习，我院把轮机系改为船舶动力装置专业，并增加了船机修理专业，学制改为在校学习5年，实习分散在各年之中，分为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每一专业的课程都增加到30门左右，开始采用苏联教材的中译本。苏联教材比我们原来学的英美教材理论性和系统性强，内容也更深更广。于是我重新拿起了苏联教材，对基础课如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热力学和传热学等均深入和系统地进行了学习，并突击学习俄文，在短期内达到能看懂本专业俄文书的水平。这些为以后主讲新课程，掌握新技术打下了基础。
1953年初，交通部决定三校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当时有些人不愿离开上海去大连。为此领导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我除了本人以外连同我母亲和妹妹一起来到大连，暂住在葵英街的海港宿舍中，上课和办公在白山路东北航海学院原址。我们去参观凌水桥新校址时，除了旧校门旁的两栋小平房和山坡上的一栋小白房以外一无所有，山坡上的草长得和人差不多一样高，一切要从零开始。
由于上海一部分教师未能来大连，东北航海学院的教师也很缺乏，有很多课程特别是基础课没有教师。因此，上海来的助教不得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立即走上讲台。那年我只有24岁，担任了全院驾驶、海运管理、轮机、机修所有四个专业的水力学讲课任务。每周讲课高达18学时，还要批改作业，晚上在学校为学生答疑，回到葵英街家中还得备课，经常工作到深夜，星期天也经常工作。当然，当时很多年轻助教都是这样努力工作的。
为了讲好课，我特别重视教学法的研究。虚心吸取教学效果好的老教授的教学方法，充分做好备课工作。为了掌握讲课内容我看了很多这一内容的参考书，取各书的优点写成详细的讲稿。课堂上要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备课时经过考虑的，从不在课堂上临时任意发挥。我根据黑板的大小，备课时考虑好什么位置写什么内容，并练习徒手画直线和圆，使黑板上画的图和用尺和圆规画出的差别不大。黑板字尽量写得整齐美观。我虽有详细讲稿，但上课前独自试讲许多次，直至全部内容完全背出，包括很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推导也都全部记住。因此讲课时不看书和讲稿，全部凭记忆讲课。讲课时，注意学生的表情，有时要停顿一下，让学生有思考的时间；有时先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后再接着讲解；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要适当分散和重复，使学生容易掌握；每堂课开始时要把今天要用到的以前讲过的内容，简要地复习一下。我掌握好讲课的时间，打下课铃时恰好讲完课程，不拖延下课时间，因为这时学生的注意力已开始分散。我为学生答疑时，尽量耐心，一次不懂，换个方法再讲一次，不能讲“你这个还不懂？”挫伤学生的自尊心。由于肯在教学上花功夫，所以教学效果比较好。多年后我出差遇到过去的学生时，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我的心情也很愉快。
并校至今已50年了，现在和当年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全体教职员工辛勤努力的结果。我参观过日本神户商船大学和德国费朗斯堡工学院的轮机系，我校的校舍、专业设备、办学规模、博士点、硕士点、实验设备以及师生人数等方面均已远远超过他们，如果我们在科学研究、学术水平方面更上一层楼，我校必将名符其实地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高等航海学府。
朱绍庐：
1946年考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1950年毕业留校工作；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迎接上海解放的曙光
陈镇
1949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跨过了天堑长江，迅速地解放了上海的周边城市。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我当时正在上海的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供职。4月21日和25日，我在宿舍院内，听到了隔壁上海第一印刷厂楼上传来的广播，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名义发表的“向全国进军命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当时市区尚未解放，乍浦路、海宁路口的两个电影院已经驻进了国民党的青年军，特务和便衣横行，如此大声地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可见上海人民殷切盼望解放的迫切心情。
未听广播以前，我的心情十分复杂。考虑到学校在市区以内，必然要进驻国民党兵，到时候那些抢掠成性的国民党兵毁坏了我保管的文件档案怎么办？吴淞商船在上海复校时间虽然不长，但重庆时期运来的文件档案相当可观，这些文件万一被损毁则如何是好？另外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大印丢失了怎么办？当时很希望解放军尽快进入市区解放全上海，使文件档案免遭损毁。听了广播以后我的心里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人民解放军非常重视人民的生命财产。4月25日的约法八章，命令中第四条对各类学校的工作人员一律保护,不受侵犯，要求保管好文件、档案、账册等待接管，立功者将受到奖励。
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决心保管好文件、档案等候解放，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此后我整理了各种文件，将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大印用白布包好，随身携带。那时国民党败兵已进入校内，学校由地下党组织了护校队。上班已不可能，只好呆在家中，而我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那些文件档案是否安全。
5月25日，上海全部解放，天空中下着蒙蒙细雨。早晨醒来开门，看到全副武装、意气风发的解放军战士披着麻袋在巡逻，有的战士卧在马路两边或屋檐下休息。我对一位战士说，外面下着小雨，请到屋里来避避雨吧。那位战士说我们有任务、有纪律，不能到屋里去。
上班以后，我首先检查了我的文件柜，所幸丝毫未损，我的心才放了下来，等军管会来人以后一一作了交待。当时，校务委员会代理校务主任曹仲渊先生肯定地说，文件档案的保管较之过去南京邮电学校(前政府训练初级军官的学校)来说好多了。
受到了称赞，我自己认为这是我应该尽到的责任，心想就将此作为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恪尽职守，为迎接上海解放的曙光所奉献的一片薄礼吧。
来连以后，我虽然调离了文件档案保管的工作岗位，但我当时所保存下来的文书档案却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学校出台的各项文件都离不开查阅过去各个时期的历史记载。重庆、上海、大连各个时期的文件汇编，校领导的照片，时日记载都由此查据编录。每当看到这些文件时，我心中总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欣慰。
时光如梭，不觉并校已经50周年了。大连海运学院已扩大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学校在国际国内的知名度与日俱增，被誉为“航海家的摇篮”；学校的毕业生遍布世界各地仍不忘母校的哺育，每逢校庆都回来探望。作为海事大学的退休人员，心中无限感慨。愿我们的学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蒸蒸日上，愿海事大学前途无量。
陈镇：1946年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工作；1953年学校筹备处办公室秘书、航海系出版科正科级秘书
。
漫漫兴校路
——回忆我校在办学过程中的几件事
周光庭
在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那个春天，由分处三地的三所航海院校合并组建的大连海运学院诞生了。此后，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辛勤工作，如今已从“全国重点”向“世界一流”迈进。岁月匆匆，转瞬间并校已是50周年了。回首往事，真是思绪无限，感慨万千。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学校在恢复整顿、狠抓教学的同时，乘全国科学大会的东风，在总结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学、赶、全超”狂热思潮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决心按照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建设目标，全面规划落实教学任务。同时，面向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抓科研、上项目，以求彻底改变建校以来科学研究工作长期处于“短腿”窘境的被动局面，适应新形势下国家对高等院校提出的新要求。思前想后，觉得以下诸事值得一写。
1978年，时任院长的朱杰同志，亲率一批骨干教师和中层干部去上海参加有关会议，争取科研任务。南下之行，天遂人愿，我校有幸夺得国家级科研项目“大型船舶自动化研究”课题，这就是当年大家戏称为从上海抱回的“大西瓜”。任务在身，梯队力量的组织，就成了学校有关部门必须首先协调解决的重要问题。将领队人物确定为朱绍庐老师，由于各部门的认识比较一致，所以一锤就定了音。但是对团队其他成员的选调，却费了一些心思和周折，因为它涉及学校对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里有一段插曲。“文革”期间，“四人帮”出于政治需要，在粉碎帝国主义垄断的旗号下，大搞半导体研制。当时基础部有一个单晶硅小组，根据大连市硅材料质量工作会议的决定和分派，承担了多晶硅检验方法的研究任务。经过3年多的努力工作，取得硕果。多晶硅中磷硼含量测定的两点法，因方法简便，测试迅速，且对设备要求不高，易于推广，被冶金部组织向全国六省市推介。该成果还在1978年辽宁省科学大会上获重大贡献项目奖。这件事虽属意外，但却给人以启示。在这个科研项目中，作出贡献的是三个年轻人，一位是物理教师付光永，一位是力学教师王立安，一位是数学教师欧仕用。这不仅充分显示了这三位基础课教师的聪明才智和不凡功力，更可喜的是它打开了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的基础课教师不可能搞科研的紧箍咒，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了潜藏在教师队伍中的力量和智慧。
基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在组建上述课题组时，学校决定从基础部的数学、物理、力学三个教研室各调一名青年教师，作为课题组成员名单的首选（因欧仕用老师离校，此时从数学室抽调的是孙占山老师）。消息传出，基础部上下议论纷纷，反应强烈。因为这三位青年教师是各教研室的培养对象，是计划派去外校进修提高的“种子型”人选，而且刚从学校举办的教师英语口语提高班学习结业回到教研室，现在要抽调他们，如同要伤教研室的筋骨。经过一番
思想工作,
基础部上上下下能从全局利益和长远得失出发，最终在兴校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这样，一个既有专业课和基础课教师，又有中年和青年教师，涵盖多学科尖子的课题组成立了。大家决心团结一致，打一场硬仗，而且务求必胜。这既是课题组全体的决心，也是学校上上下下的企盼。而今迈步从头越，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凭着依靠群众、团结合作、协同攻关的精神，凭着集体智慧和学术远见，在开题的关键时刻，他们避开搞自动化习惯采用常规电子线路的“便道”，独辟蹊径，知难而进，踏上了将发明才几年的微机应用到控制船舶主机的创新之路。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难探索，终于研制成功了“大型运输船舶机舱报警和柴油机工况检测微机系统”。该成果不仅获得了交通部和辽宁省的多次表彰，还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该项目可以说是开创了我校科研工作面向经济建设承接大项目的成功之举，为提高办学层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辟了攀登之路。同时，该项科研成果，不仅编写出版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高质量教材《轮机自动化》和《微型计算机》，还开出了颇受本科生和研究生欢迎的专业课程，特别是培养和造就了既长于搞教学又长于抓科研的“双肩挑”型的人才。
这一事例说明只要指导思想明确，措施得当，就能够激发教师们在科学研究中的创新精神。同时也说明，根据国家需要，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发挥学校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重要方面军作用，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二
当时，在朱杰院长领导下筹组的另一科研团队，是由杨烈宇教授领衔的船舶金属材料及工艺研究所。该所成员由“文革”前我校船机修理和金属工艺两个教研室的教师组成。杨教授经落实政策由农村返校，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局面，向学校领导提出了创造开展科研工作条件的建议和请求，校领导高瞻远瞩，立足长远，作出了超常规的果断决策——向交通部求贷百万元巨款，计划一步到位地引进一批当时最先进的测试设备，以供筹建中的实验室之用。这一超常规的果断决策，主要是考虑到远洋公司在国外建造的船舶，仍需耗费大量外汇进口船用柴油机主要备件这一现状，为了打破国际垄断，必须尽快自行研制出达到进口质量要求的备件。因此，研究所的攻关目标是以远洋船舶备件的研制为对象，以自建中间试验室，将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并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为手段，力求及早服务远洋、服务社会和如期还贷。自力更生，打破垄断，这艰巨而又光荣的使命，鼓舞和激励着研究所的全体成员，他们首战告捷的是“碳氮钛等离子三元共渗技术”的问世，并随即正式投产；接着，“万吨级远洋货轮主轴镀铁修复技术”相继出台，它的出台彻底改变了万吨巨轮的主轴只能换新不能修复的历史。事实证明，应用镀铁法修复的主轴的使用质量，可与新轴相媲美。该项技术因获得国际船级社的认可而得以应用和推广，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该所足额还贷，而且在随后的五六年间创造经济效益亿元以上。除前述两项技术外，该所成果丰硕，曾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国家发明奖两项和国家专利三项。
南下捧“西瓜”、北上请“巨贷”所催生的两个科研团队，还为学校首开了建立硕士和博士点记录。这不仅为培养高层次人才创造了必备条件，而且为学校建设“两个中心”，向教学科研型大学发展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三
“文革”后，学校恢复了仍由交通部领导为主的领导体制。为了创造航海类专业学生海上实习和专业技术训练的条件，1981年10月，交通部投资为学校购买了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船，并改装为教学生产实习船，命名为“育英”轮。从“红专”轮到“育英”轮，走的是一条买“二手船”加以修缮改装的路子。70年代初，为切实改善海上实习条件，提高实践环节的教学质量，增加专业课教师上船的实践经历和密切校企协作关系，探索合作办学新路，学校曾同中远天津分公司协议商定，将该公司所属的“大理”、“大冶”两船作为我校生产、教学、科研三结合试验船进行试点。此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获成功，给人留下的是不尽的惋惜和难以忘怀的遗憾，但是搞“三结合”实习船的思想仍深埋在人们的心底没有泯灭。后来，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和学校规模的扩大，如何改善和解决航海类专业学生的实习条件，更成为不断撞击着人们心扉的问题。
80年代初，终于传来了交通部批准拨专款建造“三结合”新实习船设计任务书的好消息，这不仅为改善学生实习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学校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试验空间和新的更大的舞台。作为海上实践基地的建设，“育龙”轮的建造也从买“二手船”搞生产教学型的模式，登上了订造“三结合”专用船的新台阶。同时，“育龙”轮作为我国第一艘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万吨级“三结合”远洋实习船，除了在舱面辟有专门的科研实验用舱室外，还在机舱建有实习用的集中控制室。更重要的是实习集控室的主要设备和装置，采用了我们自行研制的科研成果——大型运输船舶机舱报警和柴油机工况监测微机系统。就是这样，从实验运用到了实船，漂洋过海劈波斩浪去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为其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和质量保证。该系统装船使用一年多以后，证明先进可靠。用“二手船”作实习船
的做法已画上句号，还是订造新船搞“三结合”好。
四
1978年，学校迎来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77、78级新生。这批通过高考入学的学生，由于受“十年动乱”的影响，他们的英语和数、理、化程度参差不齐，就入学后的英语教学而言，跟技校、中专的英语教学没什么差别，大多是从ABC开始教起。因此，如何恢复和改进英语教学，自然成为当时改革教学的起始点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着重点之一。在英语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学校调动和发挥了英语教师和专业课教师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切实加强基础阶段的教学，另一方面，又在基础阶段结束后，组织专业课教师开设专业阅读课，力求在面上培养学生阅读专业科技书刊的能力。同时，还根据因材施教原则，开设口语选修课，培养听说能力，尽可能创造条件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落实和保证各专业的培养要求。在口语班的考试方法上，还创造了用录音带记录口试的实况，然后由评“卷”教师根据录音记录评定等级的“等级考试法”。成绩评定分为A、B两级，并发给“口语等级证书”，以资鼓励。“等级考试法”考评分离，较好地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评定要求。上述做法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成功的。当然，我们还应看到所有成功的另一面，这就是当时那批曾经深受动乱之害的青年学生，极为珍惜自己所获得的上大学的机会，他们对学习表现出的强烈责任感和紧迫感转化为刻苦学习、奋发进取的顽强拼搏精神，因而学有所成业有所就。这两届学生毕业后多数分配在远洋、海运单位和有关领导部门工作，有部分同学因为具有既擅口语又懂专业的优势，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业务洽谈和交涉中，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而且起到了一名译员的作用。
五
10年前，国家“211工程”建设工作启动。学校为了争取进入“211工程”建设行列，对建校40年来的办学思想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这次总结，是一次梳理和提高的过程，也是在回顾、认识、展望基础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如今，办特色鲜明的多学科、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型大学，从“全国重点”向“世界一流”迈进，成了全校师生员工共同的奋斗目标。回顾历史，按时序顺流而下地追索观察，不难发现，学校自呱呱坠地之日起，迂回曲折探索前进，以至有所开拓创新的历程，便是我们已经由专业针对性突出、专业学科比较单一、教学科研两条腿长短不一的独立学院，逐步迈上了建设独具特色、多学科、多层次、教学科研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的漫漫兴校路。这是历史的必然，愿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稳、更好……。
周光庭：1946年考入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1951年毕业于上海航务学院并留校工作；
高级工程师；曾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
值得回忆的十年
钱宇清
我出生于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欺压凌辱的1927年，小时候，在学校里受老师的影响，萌发了“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救国”思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鬼子把我的家烧成灰烬，战乱使我和父亲、弟、妹
死别生离。国恨加上家仇，更激励了我的这些“救国”思想，并成为我在这样的困境中既要求生又要求学的坚强动力，因为我知道无论是“工业救国”、“科学救国”还是“教育救国”，都需要高水平、现代化的知识。可是，那时我才10岁，小学只上了4年，寄居外婆家的母亲无力养活我，更无力供我上学。无奈，我只能外出闯荡，先是在一所灾童教养院里度过了3年半工半读的生活，后来又当了3年学徒，白天干活，晚上自学。抗战胜利后，我侥幸找到一所为失学失业青年办的中学进修班，在那里读了几个月的书，并且拿到了一张高中修业期满的证书。这样，我就在1946年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上了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到该校的轮机科学习。
就在我即将完成学业走出校门的时候，上海解放了。当年6月，我被吸收参加了革命，分配到上海市军管会航运处当军代表联络员。不久，东北人民政府招聘团到上海来招聘技术干部。我经组织介绍，报名应招到东北来工作。论生活条件，东北显然不如上海，而我不顾他人的好意劝告，毫不犹豫地决定到东北工作。这是因为我知道东北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到东北工作是实现我“工业救国”夙愿的大好机会。由于我们是首批从上海到东北来工作的技术干部，因此受到东北人民和政府的热情欢迎。在我们乘坐的火车驶出山海关后，每到一个大站都有人手持彩色小旗和标语伫立在站台上欢迎我们，还有儿童到车上来给我们献鲜花和送水果。到沈阳后，东北人民政府为我们开欢迎会，李富春同志代表中共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给我们讲话。
他讲话中最使我难忘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欢迎你们到东北来工作，我们像看待当年从上海、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你们。”同时他说：“东北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来工作，但是目前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比较差，希望你们能克服这些暂时的困难，和我们一起共同把东北建设好。”他的这些话使我深受鼓舞。我知道自己与当年奔向延安的那些青年知识分子相比还差得很远，为了不辜负革命老前辈的厚望，一定要不怕困难，艰苦奋斗，为建设东北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原本是想到东北来参加工业建设的。但是在招聘团给我们分配工作的时候，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现在东北地区高等学校的师资力量十分薄弱，决定要从你们中间抽一部人到高等学校去工作。根据你的情况，想分配你到东北商船专科学校去当教师。不知你同意不同意?”我不假思索地当即表示服从领导的分配。因为我想“教育救国”也是我从小就有的志愿之一，既然国家需要我去当教师，我就去。这样我就放弃了到工厂去工作的想法，到东北商船专科学校报到。
这所学校是海事大学的前身，位于沈阳北郊。校舍不大，而且都是一些旧的简易平房；学生不多，8个班总共150多人。我是学轮机的，被分配到轮机科当助教。科主任在向我介绍情况时告诉我，全科的专业课教师共5人，其中两人是讲师，3人是助教，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但是更成问题的还是教材。现有的教材内容陈旧，迫切需要更新。他对我从上海带来的一些英文版的专业书籍很感兴趣，要求我把其中的部分章节翻译出来，供任课老师用来编写新的教材。他还对我说：“现在暂不给你分配教学任务，希望你集中力量赶快把这些材料翻译出来。”这样，我到了东北没有进工厂，到了学校又没有当教师，倒成了一名专职的翻译员。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最初决定到东北来工作时的热情。我不仅愉快地接受了领导交给我的这项任务，而且很好地与任课教师配合，在翻译的速度和质量上力求符合教学的需要，使任课教师感到满意。
我到东北来工作的第二年，学校从沈阳迁到大连，改名为东北航海学院。为了向苏联学习，学校成立了俄文专修科，我被抽调到该科学习俄文。因工作需要，我在俄文科只学了—年多就草草毕业，被分配到本院新成立的编译室去工作。编译室的主任由学校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任进之同志担任，我协助他主持全室的日常工作，但是我的主要工作还是翻译苏联教材。当时我们编译室的主要任务是为航务管理系的海运管理专业解决教材问题。这个专业是当时我院重点建设的新专业，和全院其他专业一样，缺少专业课的教材是它面临的主要困难。但是与老专业相比，其情况要严重得多。这个专业所有专业课的教材几乎都需要通过翻译苏联教材来解决。编译室参加这些教材翻译工作的同志以前都是学航海或轮机的，对海运管理专业来说都是外行，因此对所翻译教材的内容看不懂或者理解不清。去问海运管理专业的教师，他们也往往摇头。交通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要我院把有关的翻译人员和教师暂时调到部里，以便得到部里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一行人到北京后，部里的同志把与苏联专家办公室相连的一间大屋腾出来作为我们的工作室，以便我们有问题去找苏联专家请教。在领导的关怀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在我们即将返校之前，教育司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说，交通部部长、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王首道同志要接见我们。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心想王部长这么忙还要抽时间接见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 (除一人外其余七八个人都是助教)，真是难得。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带着几分紧张的心情走进部长办公室。王部长见到我们进屋，就从他的座椅上站起来，让我们在一张摆着茶和水果的桌子周围就坐。他身穿便服，手里端着一只表面已有点儿破损的搪瓷茶杯，走过来和我们亲切交谈。他首先谈了对我们这项工作的看法，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随后赞扬了我们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的精神。他说：“过去我们的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取得胜利，靠的是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你们的学校今天处在初创时期，需要发扬党的这种传统精神。”他对我们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很关心，就学校最近的一些重要工作和我们交谈。其间还谈到我校与上海航务学院合并之事，就并校后的新校址选择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最后，他指示陪同我们参加这次会见的教育司负责同志给我们每人买一套《毛泽东选集》，作为他赠送给我们的纪念品。他送给我们这种寓意深切的纪念品，和他在接见我们时所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都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的关怀和期待。此情此景，虽已过去了50多年，但至今仍历历在目。
1953年我院与上海航务学院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后，随着学校的扩大和发展，新编和改编教材的任务越来越重，因此对翻译苏联教材的需要也越来越多。要求编译室承担全校所需的苏联教材翻译工作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最好的办法是使更多的教师掌握专业俄文的阅读能力，然后自己去阅读或翻译苏联教材。因此，校领导决定成立俄文速成班，组织全校教师分期参加学习。每期的学习时间暂定为一个月。我一连担任了几期俄文速成班的主讲。参加这种学习班的教师很多，既有青年教师，也有老年教师。他们毕业后我还要继续对他们进行辅导，帮助他们克服困难，通过阅读俄文教材来巩固和提高速成学习阶段所取得的收获。这个后继的教学阶段很重要，不少教师通过后继阶段的学习不仅巩固了前阶段的收获，提高了阅读俄文教材的能力，而且初步掌握了翻译本专业苏联教材的能力。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对编译室的工作适当地进行了调整。首先，把过去由编译室包揽全校教学所需的苏联教材翻译工作逐渐改变为由编译室人员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合作完成这些工作的做法。同时，又把编译室内的人员从过去那种不分专业的翻译员逐渐转变为专业化的翻译员。拿我来说，在校时学的是轮机管理，在初到编译室的一段时间内翻译的却是海运管理专业和船舶驾驶专业的苏联教材。由于专业不对口，事倍功半，而且困难很多。可是因为当时的情况特殊，不得已只能这样办。待情况正常后，让我把主要的工作转到翻译轮机管理专业的苏联教材上，这样更为合理。
经过一段时间后，随着全校教师中参加专业俄文学习人数的增加和他们阅读专业俄文能力的提高，不少教师都能根据教学的需要阅读和翻译有关的苏联教材，到这时候我们编译室的历史任务可以说是完成了。于是，校领导决定把编译室这个在特定条件下成立的机构撤销。多年的老战友一个个陆续被调走。我独自留下，在料理完一些事务工作后才带着没有翻译完的苏联教材《船舶内燃机》到轮机系去报到。
到轮机系后，我被分配到内燃机教研室做助教工作，但是还没有真正走上教学第—线。首先，根据教研室的要求，必须尽快把苏联教材《船舶内燃机》译完。此后，又因为现行的内燃机课教材是供轮机管理专业用的，不适合新成立的船机制造与修理专业的教学要求，所以要我参考有关的苏联教材编写一本专供船机制造与修理专业用的内燃机课教材。由于是编写而不是翻译，又由于编写的是船机制造与修理专业的教材而不是轮机管理专业的教材，因此这项工作比我以前所做的那些工作要难得多。更由于这项任务下得晚了些，在开课之前恐怕来不及把教材全部编写和印刷出来，因此系领导要我只管编写教材，其他的事一概不必过问。他还告诉我：“系里已指定一位老师和你合作，你只要把写出来的手稿交给他，由他审阅后送去印刷，将来的课也准备由他来上。”不出所料，到开课时我没有能把全部教材都写出来。于是，这位老师一边上课，我一边继续赶写教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速教材编写的进度，使教材编写的进度赶上甚至超过课程教学的进度，否则就有可能造成课程无法继续进行的危险。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不得不进一步增加自己的工作强度。这还不够，我又尽量把家务事推给我爱人做，以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编写教材。那时候我家住在市内，我每编写出一部分教材就坐车把它送到学校里，交给那位急切地等待着这教材的老师。为了节省这样送稿所花费的时间，我此后改用了另一种办法：每当我写出一部分教材后就在第二天的清晨把它拿到我校班车的停车站，等班车来了就找坐车上班的老师把它带到学校去，交给那位等用这教材的老师。不久，这样一个活儿也被我爱人揽了过去。她这样做，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我能节省出更多的时间去写教材，另一方面是因为她见到我晚上写书到三更半夜，天刚亮又要起床出去送稿，心中有所不忍，想把这样一桩不费什么大力气的事替我去做了，也可让我多睡一会儿。在我和那位任课老师的共同努力下，这项任务终于按计划按要求完成了。
1959年末我被提升为讲师。从此我不再专门从事教材的翻译和编写工作，转到教学第一线，担任内燃机课的主讲以及指导实验、实习、毕业设计等工作。在此之前的那段工作历程可以算是我到东北来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间正好是10年。这10年，我虽称不上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却也是克服了不少困难，不计个人得失，始终如一地努力工作；这10年，我虽没有在工作中取得什么辉煌的成绩，但还是为创建中的学校解决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10年，我虽没有得到任何表扬和奖赏，但有幸受到革命老前辈的接见、鼓励和亲切教导。可以说，这10年是我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最值得回忆的10年。
钱宇清：(原名钱巽圭)
1946年考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49年毕业；同年调入东北商船专科学校；教授；曾任内燃机教研室主任。
往事回忆两篇
浦宝康
三年联络员生涯
一、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三年在校期的最后一学期
那是1949年初，长江北岸的解放军待命南下，解放战争已处于全面胜利的前夕。这时候,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的同学们，有的离开上海去了台湾或国外；有的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活动，如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传阅地下刊物，进行院校之间的互相串连，保护学校和本地区的工厂免受破坏等，以迎接解放。
5月25日上海解放。不久，上海市军管会航运处的军代表到学校，宣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也就是要尽快恢复航运，支持经济建设，并接管国民党招商局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的船舶。他动员我们参加该接管工作，具体是要建立船上新的领导核心，组织学习，保证执行航运处的规定，清点并保管好船上的财产，防止偷盗丢失，审定报销等行政事务。在一般情况下，每艘船派一名军代表，并有一名联络员协助其工作。大部分同学响应军管会的号召，报名参加。我随后被派到联总的一艘3000吨驳船“灵仙”（接管后更名为“利110”）上，由于驳船要靠拖轮拖带，船员人数较少，所以没有设军代表，我在该驳船上担任联络员。
与此同时，部分同学去了航运处机关工作；也有应东北招聘团的招募去了沈阳等地。
二、在驳船和拖轮上的10个月
“利110”被接管后不久，就承担了从南京运煤到上海供应电厂发电的运输任务。那时晚间航行，黎明就近上岸防空。有时候碰到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扫射，也紧张过一阵子。有一次在南京装煤，国民党飞机来扫射，事后我下货舱，发现舱壁上有一透光小孔，幸好是该弹孔在当时吃水线上面，连忙请木匠做了一个水泥箱堵住，防止了一次重大事故。最危险的一次是9月3日，“利110”靠泊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斜对江浦东老三井码头卸煤。下午听到防空警报，我就离船在岸边煤堆旁伏下，国民党飞机又扫射又轰炸。警报解除后，我回船一看，停泊在我船上游的“江新”客轮和下游的一艘400吨煤驳都已炸沉。“利110”和我可称为“幸存者”。
“利110”共有12名船员，原来由甲板部的正驾驶领导，他年岁较大，旧习气较多。机电部由正司机张佛祥负责，他的主要工作是管好发电机、蓄电池组和起货机。他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但为人正派、积极、好学，又和我同龄，我们互相学习，有较多的共同语言。船上的矛盾，无非是劳动态度、团结合作、节约物料，以及搞小团体、对伙食有意见等等，往往表现在正驾驶和正司机之间，我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意后者的意见。
船舶在航行途中，白天常在苏北口岸防空，那时当地老百姓生活还比较困难，个别船员在休息之余，会做出一些扰乱社会治安的事，引起当地群众和治安部门的不满，船上领导就要出面调解，承担责任，对犯错误的船员进行批评教育。
张佛祥靠他自己的勤奋和敬业精神，一步步提升到轮机长，以后又派到国外监造船，改名张敬华。70年代末，他担任香港招商局明华船务公司董事长，90年代初，他请我在蛇口筹建船员培训中心并担任教学工作。1997年退休时，公司船队运力达400多万吨。他以为国做出贡献为荣。这些都是后话，我们之间有50多年的友谊，并且一直互相关心着，这样的朋友是屈指可数的。
1949年10月，我调任“民332”拖轮联络员，拖轮虽然吨位较小，但马力(功率)较大，船员编制类似于大船，事务也多，特别是机损事故连续不断，主要是柴油机喷油嘴的外国备件已经用完，国产的备件质量还没有完全过关，顶用的不多，因此有时会影响开航，我要向上如实反映船上情况。此外，拖轮和驳船在拖带、绑扎、解缆、抛锚、起锚等操作上，在航行期间的早晨停航上岸防空、傍晚下船开航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发生矛盾，而拖轮往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的任务就是要公正地处理矛盾，起到调解的作用。我自认为个人的组织、宣传和联系群众的能力不够。有一次和船员们谈心，大管轮说：“一艘船的全体船员好比一个球队，浦同志在我们船上作为一个领队似嫌不够，作为一个裁判则绰绰有余。”对这评估我认为还恰当。我个性比较内向，不太善于与群众联系，然而我信奉诚信，与人为善。
我作联络员时，工作是积极努力的，精神是愉快上进的。过了大约半年时间，我向航远处申请加入青年团，不久得到批准。
三、在香港招商局起义船上工作
1949年9月底，国民党“海辽”轮从香港秘密抵达大连并宣布起义。这件事对香港招商局的影响很大，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很多对国民党不满、家在大陆的招商局船员，都在考虑今后的出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次年1月15日，英国在国际上对我国予以承认。这意味着我国对国民党在香港的财产拥有主权，形势发展对我们很有利。在香港酝酿起义已久的招商局，连同留港的13艘船舶，就在这一天宣布脱离台湾当局，接受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一场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随即开始。上海市军管会航运处派军代表董华民等同志于2月5日抵港，领导起义后的国家财产保护和对敌斗争工作。他做了许多团结高级人物、保证起义后员工的工资待遇、组织回家观光等安定人心的工作。为了加强船上基层工作的力量，要在船上加派军代表或联络员。
1950年4月，我们船在南京，忽然接到航运处电报，要我立即到上海报到。当我乘火车到上海后，知道我们一行10人，其中两位军代表、8位联络员，将于4月底与第一批起义船员回大陆的观光团会合，结束观光后跟随去港。
抵港后，听了董华民等同志讲述的敌我斗争形势，以及各船情况介绍，经研究，我们10人上10艘船：军代表李明川上“教仁”轮，牟玉乐上“登禹”轮，联络员曹正鹄上“海汉”轮，同学联络员袁明钊、徐择言、马煜、程小川、黄元信、张炳华和我，分别上“海厦”、“鸿章”、“成功”、“林森”、“蔡锷”、“邓铿”和“海康”等轮。其中，除了“海厦”和“民302”、“民312”拖轮，以及“中106”登陆艇靠泊招商局码头外，其他船舶都分散在锚地，平时互不见面，只有在预定时间，我们才到董的住处一起听取汇报，研究工作。
我们上船后，采取了一些护船措施，如傍晚把舷梯拉上、晚间安排轮流值班、上岸登记等。平时了解掌握船员们的思想动态。由于“海康”轮上的船长、轮机长、报务主任、业务主任等高级船员都是起义积极分子，他们在船上的威望较高，所以没有发生明显的反常现象。
我是以轮机实习生名义上船的，所以除了参加护船、学习、文娱等活动外，也参加机舱的维护修理工作，在工作中也很注意起好的作用。
在公司里和有些船上，起义和反起义的斗争有时很激烈，甚至发展到动手和企图谋杀的地步，在以董代表（香港招商局的员工都这样称呼董华民同志）为首的领导下，反动派的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里要特别说说董华民同志，他是解放军干部，山东人，说话有很重的乡音。他一个共产党指战员要周旋在国民党特务、流氓、官僚、高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等各类人物之间，其任务之艰巨不言而喻。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智慧，在各种困难面前，依靠群众，沉着应战；并且以入污泥而不染的精神、质朴的生活方式、热忱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船员的爱戴，胜利完成了保护国家财产的任务。他不论是开会发言或是讨论问题，都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他后来担任过交通部外事局局长，办事公正，态度光明磊落，深得同事们赞赏。1987年我从英国国际海事组织退休回国，他送给我一幅画“群虾争游图”，寓意要自强不息，奋发图强。我一直把他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香港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部分起义船员思想有所波动。国民党“香港中华海员工会”趁机活动，说什么只要在他们那里登记、写悔过书、志愿书并交相片，就可以得到台湾当局的保护等。这一分化我内部的伎俩，迷惑了一部分立场不稳的船员。斗争形势骤然紧张，种种不正常迹象，要求我们针对新的形势采取应对措施。
经过研究，决定将全部起义船舶驶往广州港。要完成这一任务，事前要做好两件事：一、要说服动员住在船上的家属们回家；二、要充分评估返航广州的艰险，特别要警惕混在起义船员中的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关于遣返家属的理由是8、9月份通常是台风季节，为了人员和船舶的安全，家属必须离船。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7月6日家属们都顺利地离船回了家。但是要顺利地将船全部驶往广州港，可不是简单的事。
作为试探性开航，招商局的领导将群众基础较好的“民302”拖轮列入首选。7月11月傍晚该轮拖带一货驳离港，在香港水域遭巡警查询，经与有关方面联系后随即放行。离开香港水域后，船员们一路上提心吊胆，警惕任何可能发生的不测事端，直到翌晨，虎门在望，才松了一口气。首航大功告成，随后又返香港，粉碎了反动派的种种谣言。接着，“民312”拖轮也安然回穗。
在成功和胜利的背后，反起义的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对起义船员威胁利诱、教唆动武、对领导施暴暗杀等阴谋开始表面化。
9月12日，“中106”登陆艇顺利地离港回穗。16日，“成功”、“教仁”、“邓铿”、“鸿章”等４轮直航广州。其中“鸿章”由于反动分子捣乱破坏，耽误了一天到广州。22日，“蔡锷”和“海康”安抵广州；26日，“海汉”和“林森”顺利抵穗。
10月9日下午1日，情况最复杂的“海厦”离开招商局码头去广州，“民302”拖轮在后护航。5时许，虎门已在望，突然，“轰”的一声巨响，特务预先安放在舵机房的定时炸弹爆炸，炸死炸伤船员各两名，也炸毁了部分船舱。“民302”随即将死伤船员送到广州。“海夏”轮在广州郊区的莲花山锚地过夜，翌晨靠泊黄埔港。
接受“海夏”轮出事的教训，对最后一艘“登禹”轮离港日期严格保密。为了减少特务的可乘之机，主机和舵机都不开动，用拖轮拖带，加强监管。20日上午10时是开航时刻，全体船员集合在三舱舱口甲板，组织部分人员进一步检查船舶上下前后。在这样的严格监控下，该轮安全抵达广州。
10月30日下午，举行庆祝香港招商局起义13艘船舶护船胜利大会。这些船的总载重量有3万多吨，为新中国航运事业增添了力量。这件事意义重大，曾被列入1950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HT4”H〗
四、从联络员到回校任教
这13艘船舶从香港回到广州后暂时停航，船上军代表、联络员都调到当时的华南区海运局工作。我仍留在“海康”，该轮后来改名“岷山”。参加了几次粤港之间的航运之后，我被调到“登禹”轮，继续航行于华南各海港间。
1950年9月，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改名为上海航务学院。当时的学制为五年（三年在校学习，两年在船厂实习），因此，航运处在1950年底左右发出通知，要求有关单位安排1946年入学、1949年肄业期满尚未上船的同学立刻上船实习，以便他们如期于1951年返校参加毕业考试，完成学业。
1952年初夏，华南区海运局根据上述通知，要我回上海参加考试，并且希望我毕业后回广州担任轮机员。我本来应在1951年回校考试，因工作需要，推迟到1952年随1947年入学的同学一起参加毕业考试，毕业分配时学校要我留校担任轮机系助教。这样，我就告别了3年的联络员生涯当上了教员。
在国际海事组织工作的5年
1982年9月11日，我由交通部和学校委派，乘北京到伦敦的飞机，赴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的海洋环境保护司任职。这是我从事轮机教学工作30年后，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在那里工作了5年，有些事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一、英语的困惑
在IMO工作，英语自然是最重要的。
我在中学时，曾背诵过美国总统林肯的The Gettysburg Address，现在不用两分钟，还能从头到尾背诵一遍，在背诵过程中，默默地学习和领会语法关系和练习音调。
在去伦敦之前，我曾参加过英语学习班，主要是练习口语，根据教材，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自我感觉还良好，但是一到伦敦要真刀真枪上场，就有点感到功底不够。
IMO秘书处当时有300人左右，华裔不过五六人。会讲汉语的只有两人，分别在文档和采购部。
环保司秘书处当时有十几个人，担任高级职务的分别来自日本、美国、前苏联、前西德、波兰、英国、爱尔兰、加拿大。至于文秘人员则来自当地和非洲一些国家，我的秘书是塞拉利昂人，没有人和我讲汉语，不过我和他(她)们交往还可以。最难堪的是接电话，因为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讲得又快，我不得不请他说得慢一些，好在只要听出几个字，就可以大致知道他的意图，从而得以互相沟通。
到IMO的头半年，我不得不参加IMO安排的英语班学习口语，情况才逐渐有所好转，但是要在开会时记录代表的发言有时还困难，只得请他们写下书面意见，以便事后整理材料，好在代表们大多与人为善，素质较高，一般有求必应，不会有什么问题。
1984年六七月间，环保司派我去瑞典海事大学，参加一个防止油污染培训班，这也是给我一次机会，帮助我提高英语和业务的能力，对我是一种好意。
在两年一次(1984年和1986年)的签约时，环保司的领导对我的评估，写了这么几句关键的评语：“忠于联合国宗旨，工作勤奋，英语口语已克服了初期的困难，并且适应了环保司的工作。”这样，我的合同就延续到1987年，这也是我的退休年龄。
在工作上我的英语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在日常社交上，因为涉及面广，就显得不够了。
有一天，一位朋友问我是怎样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我说：I kept silence(我保持沉默)。我想这句子在语法上不会有错。后来有位朋友向我指出，句中silence应改为silent，因为它表示一种情态，应该用形容词而不应该用名词。
还有一次，环保司集体看话剧，在演出中，观众好几次哄堂大笑，而我却是莫名其妙。
朋友们说，我讲的英语他们都能听懂，但是英国人却不这么说。我想起了《红灯记》里的鸠山利诱李玉和时说“钞票大大的有”那句话，我们中国人能懂得它的意思，但是不会那样说。
1987年9月30日，秘书长为我主持了离别欢送会，我讲了20分钟的答谢词，主要是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和好意，并表示退休回国后，愿继续为海洋环保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并希望能够继续得到IMO的帮助。
2002年10月，我编写的《英汉海洋环境保护词汇释义》出版了，这算是部分实现了我的承诺。
二、环保司的工作
环保司当时的设置有：规划处，主要负责防污染公约的讨论和修订；科学处，负责倾废公约的讨论和修订；项目处，负责防治海洋污染技术的国际合作。
我在规划处工作，平时整理各与会国送交的有关防污染公约的修改或补充材料、防污染设备和器材的文件等，以便在开环保大会时，供与会代表们讨论，同时还负责与环保有关方面的交往和联系。除了参加会议外，还阅读送交给我看的文件、报刊，另外也接待来访。
每两年举行三次的环保会议，一般从周一开到周五，周四晚上环保司全体人员通常要加班到后半夜，以便整理好全部文件，供第二天代表们讨论并通过，周五这一天大家还要照常上班。
IMO有许多缩写，如SOLAS(海上人命安全公约)、MARPOL(船舶防污染公约)、STCW(培训公约)、LDC(倾废公约)、COW(原油洗舱)等等，有成百个之多，要花相当长时间，经常接触才能记住。
到IMO之前，我国还没有同韩国、南非和以色列建交。交通部外事司领导告诉我，不要主动同这些国家接触，更不要说起中国台湾。
到IMO之后没有几天，根据规定，我要宣誓，承诺我是国际公务员，不代表哪一个国家利益。在以后的日子里，果然发生了一些问题：韩国的同事邀请我参加他们国家的国庆招待会，我的日本上司向我游说，中、日、韩国应当联合起来，主导亚洲事务，他在试探我的观点；给韩国、中国台湾来的公文回函等等。我只能以国际公务员的立场处理这些事务。
初到伦敦时，我住的是大使馆宿舍，当时我的级别是一等秘书，根据国内规定，参赞以上才能带夫人。过了大约半年，IMO人事部门问我，什么时候我的妻子来伦敦并搬出大使馆。他们感到我这个人很奇怪，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住在使馆。这个问题一直到1983年11月，交通部长来伦敦参加全体会员国大会，我向他面陈实情后才得到解决。
不论环保司谁过生日，都要举办便宴，或者邀请大家到他家里一起聊天吃喝，有亲如一家的感觉。
大使馆一般每隔两星期的周六，举办一次游览英格兰或苏格兰各地名胜的活动。周一上班后，IMO的同事们往往会互相问候周末过得怎么样。因有大使馆组织的游览活动，我有很好的话题。我到过的某些地方，可能一般的英国人都没有去过。
像我这样的国际雇员，每两年享受一次包括家属的回国休假。
三、几件有意义的事例
1.IMO秘书长欢送柯华大使
1983年1月31日中午，我应邀参加了秘书长送别我国驻英大使柯华回国的午宴。作陪的有IMO各司的司长、大使馆一等秘书(海事组组长)和翻译。秘书长向柯大使说，中国派浦先生到IMO，是对IMO的大力支持，希望柯大使继续为IMO做出贡献。秘书长还将两份世界海事大学报名单送给柯大使，柯大使希望秘书长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海事技术合作。他们说了许多外交词令，说话都很轻，除了翻译外，其他人都一言不发。氛围凝重，不苟言笑。
宴席摆设是高档的：桌布雪白，每个人面前安放大、中、小酒杯；刀、叉、盆、匙等餐具清洁如新，安放整齐；主食面包放在桌面上，随意取用；饮料一应俱全；菜肴却是一般，有卤汁鸡、炸土豆、蛋糕、水果布丁等等，由女服务员分送，不够可以添；每道菜用完后，刀叉勺盆匙全部撤下，换一套干净的。用餐时大家尽量不发声，可以吃饱而不可浪费，不强人所难来“干杯”。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宴请，开了眼界，也初步领略了西方国家的饮食文化。
2.英国女皇访问IMO
在英国，女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可以批评、责备甚至漫骂任何人，但对女皇必须除外。
由于英国在海事历史上的特殊地位，IMO总部就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1983年5月17日，女皇访问新建的IMO大楼。这表示英国皇室对IMO的关怀。
IMO非常重视女皇的光临。在这之前，还做了演习，规定各部门成员届时要穿本民族服装，不得主动要求与女皇握手，不得随便擅自言行，不得照相等等。部门主管要准备做简短且专业性不强的口头工作陈述，介绍本部门工作，由秘书长的女秘书模拟女皇预审。
女皇由英国政府官员相伴驾临大楼时，秘书长和主要各国驻IMO代表等候在门口欢迎，互致贺词后，女皇为IMO大楼正式揭幕。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毫无差错。
IMO摄影人员拍了许多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女皇接见环保司人员，我和女皇相隔约两米。一位朋友对我说，这张照片值得你留存，英国人也不一定能和女皇在一起照相。我想这是真的。
3.参加国际溢油会议
在环保司的图书贮藏室里，我看见藏有国际溢油会议论文集，从1971年开始，每两年一本。我认为它是油污染的百科全书，全面介绍油污染的预防和治理，而且不断更新。
正好环保司要求大家撰写防治油污染的宣传材料，我根据手头资料，写了一篇题目为《1976年至1985年船舶重大溢油事故的分析》寄交该会议。由于会议要求论文投送前要由单位负责人过目，为此副司长责问我为什么没有给他看摘要。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文章是否能录用，要是不被录用，我就当它没有这回事。副司长很不以为然，他请秘书长处理这问题。随后，秘书长通知他，应及早将IMO对外联系的规定让我知晓，并批准我与会，一场风波尘埃落地。
这是我在IMO做的惟一蠢事，心情自然不大舒畅。这件事的整个过程都有书面材料，由秘书传送，副司长的女秘书安慰我说：“IMO有很多人做了很多蠢事，而你只做了一次，这算不了什么。”后来那位副司长主动和顾问（加拿大人）一起要对我的论文做润饰，我当然求之不得并表示感谢。我很欣赏IMO职工之间友好相处的氛围和办事公开的作风。
我在1987年4月以IMO技术官员的身份，参加了美国巴尔的摩溢油会议，在会上介绍了我的论文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
浦宝康：
1946年考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52年毕业于上海航务学院并留校工作;
教授；曾被交通部派IMO任职；曾任世界海事大学大连分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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